10月初，一通来自挪威奥斯陆的越洋电话为菲律宾记者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捎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今年的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落在她的身上。与她共享此荣耀的是另外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记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两位记者因在各自国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和勇气而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认可。
雷萨与他人共同创立的新闻调查网站拉普勒（Rappler） 以揭露杜特蒂总统统治下滥用权力、使用暴力而闻名。另一方面，穆拉托夫与他人共同创办的《新报》，尽管长期面对该国政府的打压及威胁，却坚持不断揭发腐败、警察暴力、选举舞弊等问题，而被委员会界定为当今俄罗斯最独立的报纸。
揭发掌权者的犯罪行为及政府的腐败向来都是件冒险的事。像雷萨和穆拉托夫这样的记者，往往因执行他们的使命和专业任务而赔上了自由或性命。
雷萨和一名前同事Reynaldo Santos Jr.于2020 年6月被控犯下网络诽谤罪。同一时间，Rappler还面对另外七起诉讼案件。而《新报》自1993年成立以来，已有6名记者遇害。随著诺贝尔和平奖的到来及各国媒体的镁光灯聚集，雷萨及穆拉托夫所面对的威胁、压力和危险，或许能因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减少。
但不是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际遇和运气。维基解密（Wikileaks）澳洲籍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于2010年揭发大量泄露自美国政府关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秘密文件，而被美国政府通缉。
2012年，阿桑奇成功向厄瓜多尔驻英大使馆寻求庇护并受该国庇护近7年。2019年4月，阿桑奇的政治庇护被终止，随即遭英国警方以违反保释条例为由逮捕。美国政府则随后正式以17项间谍罪和1项侵骇美国政府机密电脑罪控告阿桑奇，同时要求英国政府引渡澳籍阿桑奇，以面对美国法庭的审判。正当雷萨及穆拉托夫备受诺贝尔和平奖荣誉洗礼之际，阿桑奇却身陷于英国法庭及监狱中，为反引渡和自由进行著最后的抗争。
只是别国的事？
无论是雷萨、穆拉托夫获和平奖，还是阿桑奇引渡案及间谍罪案，我国社会似乎没有任何显著的兴奋、关注或反应。相比之下，当我国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因在去年6月12日刊登5则嘲谑、谩骂我国司法的读者留言，而被联邦法庭判决藐视法庭罪名成立。除了获得我国群众在短时间内极力支持、凑足50万罚款之外，这案件也引起国内外媒体高调报道，以及多位驻马大使的公开关注。
这是否意味著，我国社会只关注国内的新闻自由？究竟是我国政府过去以专制的手段对付印刷媒体及异议份子的历史促成社会群众唯唯诺诺或选择噤声的集体态度，还是社会的分歧让我们对新闻自由缺乏一个共同的立场？究竟是媒体对新闻自由课题报导不足，导致民众缺乏管道充分掌握相关资讯，抑或公民对反抗专制和贪腐觉得无助，以致对新闻自由起不了兴趣？
无论导因为何，一个无法维护媒体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的社会，其人民终究会为之付出代价。没有媒体揭露政府的腐败，不知情的公众无法对腐败和不正义作出反应，也无法促使群众支持政策改革。假设一马公司丑闻当初没被媒体揭露，我国人民或不会有任何反应，也不会透过政治途径寻求改变。
但是，由于相关新闻在全球各地自由流动，以至马来西亚和多个国家政府都不得不采取法律行动，包括扣押可疑资金和银行账户、关闭在新加坡涉案的瑞士银行，对刘特佐发出逮捕令，并将前首相纳吉定罪。信息的自由流动，最终导致国阵政权在2018年垮台，让我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政党轮替。
新闻自由可以创建一个跨越国界的知识社区，让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信息。因此，雷萨、穆拉托夫，或阿桑奇的事，不应该纯属他国的事。他们的经历提醒著我们去关注、思考新闻自由及媒体自由的重要。就如美国大法官鲍威尔所言：“任何人都无法凭自己获得明智履行其政治责任所需的信息……透过媒体所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公众才得以有效地掌控政治程序。”（No individual can obtain for himself the information needed for the intelligent discharge of hi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by enabling the public to assert meaningful control over the political process, the press performs a crucial function in effecting the societal purpose of the First Amendment.） （注：First Amendment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保障言论、媒体、结社等自由的条款。）
失去了这个自由，媒体将沦落为政府或掌权者的宣传机器。失去了这个自由，我们也将失去行使原本属于我们的政治权利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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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董总课程局职员、群议社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