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慧：无邪的代价（上）

伊朗电影《无邪》（There Is No Evil）去年获得柏林影展最高荣誉金熊奖，导演拉素罗夫（Mohammad Rasoulof）遭伊朗政府禁止出境，由他女儿代父领奖。与此同时，拉素罗夫被判坐监。当局裁定他过往的电影涉及反体制宣传，早前已禁止他从事拍摄。

《无邪》是在诸多限制下秘密拍摄的成果。什么样的故事让导演无视禁令，甘于冒险？什么样的电影使当权者如临大敌，非得扣上罪名不可？

《无邪》由四个分隔却相扣的短片组成。镜头首先随著赫实玛先生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穿梭。白天，他值完夜班回家，看电视，跟太太聊天斗嘴，到银行处理账单，探望年迈的母亲，带女儿吃披萨。这是平凡温馨的日常生活。但是，这位好好先生常常心不在焉，对著城市里闪烁的灯光发呆。夜幕低垂，他服下安眠药，为一天的生活画下句点。到底是什么牵挂他的思绪呢？

凌晨三点，闹钟响了。他起身，开车，在交通灯前停下。黑暗中，绿灯亮了，车子仍停在原地。他又精神恍惚了吗？红绿灯几轮交替之后，他才继续开车前往上班地点。在空无一人的房间内，他一边吃早餐，一边通过小窗口向外张望。终于，绿灯亮了，他按下开关掣。窗外，悬挂在半空的一排人腿剧烈抽搐，垂死挣扎。

灯光是秩序的象征，指示我们如何行动：红灯，停；绿灯，行。指示必然无误吗？赫实玛先生每每在绿灯前犹豫，终究顺服了秩序的指令。按钮的动作快捷利落，他背负的重担却无法测量。白天，他帮邻居救出受困的小猫时，流露仁慈善良；黑夜，他负责吊死犯人，过程如此触目惊心，但他怎么也说不上是个凶残的人。〈没有邪恶〉，这是第一篇。

挣脱国家机器宰制

在密闭的监狱宿舍里，年轻的阿兵哥普亚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按照强制兵役的要求执行一项工作：押送死囚到绞刑室，亲手“抽板凳”，以便犯人被吊颈时双脚悬空。他百般不愿，频频到厕所呕吐。他试图联系外面的友人帮他调换岗位，又致电女友倾诉自己的害怕，却只听见对方回应说：“亲爱的，你做得到的！”

与他一同服兵役的室友们不断斥责他：“你以为自己与众不同，可以豁免吗？”“就算你调到其他部门，还不是有人代替你执行？”“没有服完兵役，你就拿不到护照，不能工作也不能结婚！”“你只要看看那些死囚的罪名就心安理得了！”“哭什么哭，你是妈宝吗？”

时间到了。在长官的监视之下，普亚颤抖著押送死囚前往绞刑室。途中，他突然反过来制服了长官，展开紧张刺激的逃狱之旅。“就算要杀人，我也要杀死逼我杀人者！”他凭著机智和勇气穿越重重障碍，拿枪逼守卫就范，成功逃离了监狱。

他沿著城市的边陲一路快跑，终于在路的尽头看见她。小情侣驱车在大道上快活驰骋，奔向自由。解放之歌Bella Ciao响起，呼应历史上人民对极权统治的反抗。第二篇〈她说：你做得到的！〉呈现了不可能的任务：挣脱国家机器的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