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选举被誉为民主“第三张选票”，惟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1964年，以担心“马印对抗”时期的印尼极端主义分子渗透我国而宣布冻结，并承诺危机解除后恢复，但513事件后，地方政府选举遭完全废除。希望联盟的前身，人民联盟曾在308大选的《人民宣言》，承诺会恢复地方政府选举，惟后来透过法律途径和政治力量皆失败，如今成功执政中央政府却未再提及，反映背后的政治意志问题，毕竟这将削弱中央和州政府权限，也是恢复地方政府选举的最大难题。
回溯当初联盟政府冻结《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的时代背景，与其说是担忧外来势力渗透，不如说是打击内敌，当时的反对党透过地方议会选举的第三张票，控制了许多地方政府，因此执政党选择冻结，并把地方政府权力交给州政府。
《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第10条文1（b）阐明，不少过8名和不超过24名县市议员，必须由州政府委派、第15条文则是终止地方政府选举；为此，选举委员会也在2010年，雪州和槟城州政府要求回复地方政府选举时，以上述法律条文强调无法履行《473法令》（地方政府选举法令）。
以法律角度而言，如今大权在握的希盟政府，看似只需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并在国会提呈恢复地方政府选举的法案和机制即可，惟我国如今的“3层政府机制”（中央、州和地方政府）也得相应调整管辖权限，否则职权重叠和税务分配问题，只会加剧施政混乱。
州政府没事可做？
雪州前行政议员（掌管地方政府事务）欧阳捍华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分析，州政府失去地方政府管辖权后，基本上没剩多少事可做，等同跛脚鸭政府，因此“3层政府”必须各别下放权力，才能打造健全的施政机制。
“目前州政府主要负责土地管理发展，与地方政府管辖权，地方政府若独立执政，中央政府必须仿效美国和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下放部分权力和部门到州政府，例如教育、医疗和地方治安工作。”
他认为，我国的国会依循西敏寺制度，但英国没有州政府，只有中央和地方政府，而我国的中央和州政府分权制度，又像是美国的联邦制；因此我国可说是“上面”（国会）像英国，“中间”（州政府与地方政府）像美国，不太健全。
“我们可以仿效美国，让中央政府负责外交、军事、经济等牵涉全民的政策；州政府负责医疗，教育和福利政策，例如各州可制定不同教育体系、不同医疗健保数额和政策、自行承担教育与医疗成本，甚至成立自身的警队。”
“地方政府则继续管理地方上的发展审核、民生服务如垃圾处理与排水系统等，不必多大调整；但各州属与地方政府财务能力不同，因此中央政府必须落实新的税收分配制，根据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务能力，下放不同的税务收入。”
公务员体制顺势瘦身
欧阳捍华指出，恢复地方政府选举时，调整“3层政府”的权力体制，也能解决公务员体制太臃肿的问题，顺势为中央政府公务员体制瘦身。
“目前在河流和马路管理权限上，中央和州政府仍有重叠职务，包括水利灌溉局和公共工程局的官员，涵盖了中央政府公务员（一般是总监级管理层）和州政府公务员（一般是中级或普通员工），就连拨款也是中央和州政府一起出钱，因此若能清楚划分，把马路和河流全部交给州政府负责，就能集中公务员调配能力，提高施政效率。”
欧阳捍华重申，人民缴税予地方政府（门牌税），就有权力要求选举，委任合适的人管理税金，若表现差劲就以选票更换，市议员才会积极工作以获得选民支持，连带提高地方政府管理效率，和人民的公民意识觉醒，因此他绝对赞同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完成了‘3层政府’权力分配，地方政府选举也有很多细节要讨论，选民是缴付门牌税的纳税人，还是只要居住在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就可以？要划分特定选区，还是不必绑定选区，或‘一半特定选区，一半依据总票数比例的政党委任制’？都必须详细规划。”
投票区划分选区
8年前提出“恢复地方政府选举”建议书的槟城研究院研究院黄进发点出，地方政府选举制度，最完善做法是推出“居民加上业主”的新选民册，眼前最务实或最简单的做法，则是采用全国大选同一套选民册，以投票区（Daerah Mengundi）划出地方政府选区。
“选举制度可用‘联立式单一选区两票制’，意指选民有2张票，第一张投选区域候选人（依据得票率高低决定），第二张是政党的名单候选人（依据政党总得票率高低决定），减低单一族群选区里，族群代表失衡的顾虑。”
“吉隆坡等大城市，我会建议市长与议会都选（总统制），其他县市则只选县市议会代表，由议会推选市长。”
他不讳言，恢复地方政府选举能否成功，肯定是政治意志的问题，尤其是在希盟成功执政后更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