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行动党816全国代表大会临近，围绕改革进度的讨论，逐渐集中在一个问题：面对团结政府改革未如预期，行动党是否应该继续担任政府职位？
这并不是一场“原则与官位”的简单道德判断。留任不等于贪恋官位，辞职也不必然代表坚守原则。政府职位终究只是推动改革的工具。大会真正需要判断的是：执政近4年来，行动党所掌握的行政权，是否已经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改变？
改革并不只有轰轰烈烈这一种形式。只要一项政策能够改变旧有规则、扩大人民保障、打破垄断，或让制度变得更加公平，即使只发生在特定部门，也是真实的改革。反之，一项计划即使拨款庞大、宣传热烈，如果没有改变制度如何运作，也未必称得上改革。
过去几年，这样的部门改革并非不存在。
沈志强担任人力资源部长期间推动24小时非工伤意外保障计划（LINDUNG 24），将社险保障从工作期间发生的工伤，扩大至非工作时间发生的意外；陆兆福领导的交通部开放车辆检验市场，打破PUSPAKOM长期独家经营的局面；教育部也在黄家和担任副部长期间，落实所有大马教育文凭（SPM）考获10A或以上并提出申请的学生，不分种族获得大学预科班录取的政策。
提出这些例子，不是为了证明团结政府已经完成改革，而是要说明，行政权确实可以转化为制度改变。这些措施分别扩大社会保障、开放市场竞争和增加教育机会，让一部分人民获得过去没有的保障与选择。
当然，这些改革并不完整。（LINDUNG 24）由雇员承担供款，其参与机制仍有讨论空间；大学预科班原有的固打制度也依然存在。我们不应否定已经跨出的一步，也不能把这一步包装成改革已经完成。
行动党和希盟都不是单独执政。团结政府内的重大改革必须经过不同政党协商，改革速度可能更慢，成果也未必完全符合原来的主张。这是必须承认的政治现实。
但政治现实不能成为无限期拖延的理由。改革可以分阶段完成，规模也可能因妥协而缩小，却不能永远停留在宣布、研究和成立委员会，更不能让改革方向在一次次妥协中迷失，甚至转向。
总检察长与检控官分权、强化反贪会独立性、政治献金监管、资讯自由立法及更完整的权力制衡，至今仍是行动党和希盟无法回避的课题。这些改革涉及国家权力如何被行使、监督和约束，不能由若干部委取得的成绩所取代。
当然，必须坦率承认，其中不少改革并不获国阵支持，甚至触及团结政府内部各党的既有立场与政治利益。行动党和希盟无法单方面推动，是政治现实；但作为改革阵营，也有责任公开说明阻力来自哪里、曾经作出哪些争取，以及接下来准备如何继续推进。
因此，816大会不应只是一次关于政府职位的表决，也应该成为行动党对执政表现的验收。党必须清楚交代：已经完成了什么、哪些改革仍在推进、阻力来自哪里，以及下一阶段的目标和期限。
如果选择留任，就必须证明行政权仍能换来更多真实、持续且可以验证的改变；如果选择退出政府职位，也必须说明失去行政权以后，如何形成更大的改革压力，而不只是完成一次政治表态。若没有说清楚，无论去留，都可能失去意义。
说到底，去留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留在政府，是否还能发挥推动改革的作用。能，就留下；不能，就退出。至于行动党是否已经走到这个十字路口，最终应交由816大会逾4000名代表共同决定。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国际法研究生，思达大马（SEDAP Malaysia）研究员。关注时事、政治制度转型及城市规划等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