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50，我才当上华文独立中学校长。在我狭小办公室书架上躺著一本尘封的文言版《群书治要》，那也是我首次接触到这本唐朝治国修身的巨著。惜当时百年校庆公务繁忙，只能偶尔抽空翻看，也无法专心研读。
2017年我从独中卸下职守，次年北上到董总任职。因而得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的陈六使图书馆，分段借出平装版的《群书治要》共二十馀册。每天午餐个人时段抽空细读，在一个月内读毕全书。
《群书治要》博大而精深，它辑录前人著述，以讨论政术，提供在上位者治国管理的精要，见证大唐盛世300年。为开启 “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下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编撰《群书治要》一书。
它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撷取精华，按照经、史、子分门别类编撰而成。后因唐末战乱及当时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曾在中国失传千馀年。所幸这本书在唐朝时被东瀛遣唐特使带回日本，后被奉为治国圭臬，辗转千馀年再传回中国，得以重归故土怀抱。
《群书治要》基本上是一本藉古鉴今的治国宝典及个人修身指南，它也是一本保存诸多失传文献的重要文集。它的编写格式有一个定式：首先描述古代的政治、治国、战争事件或摘录某大家谈治理的言论，之后在结尾评注并劝诫读者以此作为前车之鉴。
虽然不能悉数记得所有曾过目的章节，但《群书治要》中有几则摘录始终在我脑海里萦绕：如任人宁选 “有德无才” ，不可取 “有才无德”， 指的是用人宁愿选择道德高尚但才干欠佳的人，而不用有高才却道德低落的人；“得人心得天下”，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臣服，就能掌握管理国家大权；国家施政不可“与民争利”（执政者不可仰赖权势与人民争夺利益）；“小人致乱而恶人之非己，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怨人之贼己”（小人自己原本就极其昏乱，却憎恨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自己极其无能，却要别人说自己贤能；自己的心地像虎狼，行为像禽兽，却又怨恨别人指出自己的罪恶）；“若君正于上，则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僻于野”（倘若国君行为正直得当，官吏就不敢对下妄为；官吏行为正当，人民就不会不讲理，失礼仪）。
纵然时空不同、科技日新月异，人之通性却不曾改变。管理者不必是圣人，但也不该用错人造成深远的伤害。放眼四顾，上述所记现象在世界各地日日上演。他们的结果会如何，这本旷世奇书早在几千年前已交代得极清楚，何须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