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龙：青年年龄下调倒数一个月

再过一个月，马来西亚的青年定义将正式改变。从2026年1月1日起，青年年龄上限将从40岁正式下调至30岁，31至40岁将不再被视为青年。这项看似简单的年龄调整，背后却将深刻影响国家的青年政策方向、福利机制及青年组织的整体运作。

青年及体育部长杨巧双多次向媒体强调，政府将坚定落实青年年龄下调的决定，政策不会U转。距离政策落实只剩最后倒数一个月，关键问题依然悬而未决：31岁至40岁中青年的权益将如何被保障？他们会不会成为年龄改革下的牺牲者？无数青年组织，又将如何继续存活？

青体部并没有向大众说明，31岁至40岁群体未来的定位是什么？他们是否还能享有现有青年福利，如昌明青年房屋、创业基金、培训计划等？如果不再享有，是否在这最后一个月内，需要申请相关援助，否则苏州过后没艇搭？

青年及体育部并未公布任何清晰指引、过渡机制或替代方案，让政策宛如“推了再说”的即兴操作。青年们自然感到不安，甚至怀疑：改革到底是为了青年，还是让青年为改革买单？

令人尴尬的是，明年迈入47岁的杨巧双部长多次表示，年龄改革符合国际趋势，有助于让青年更早承担责任、锻炼领导力。若部长真心认为青年能独当一面，是否愿意以身作则，把青体部长职位让给真正的30岁以下青年？既然青年应该更早承担领导责任，为何青体部由一名超龄部长领导？

本文并非质疑杨巧双部长的施政表现，而是提出一个现实逻辑：当政策要求青年更多承担责任，部门领导者若没有以身作则，所谓的“年轻化改革”自然难以服众。

年龄调整不仅影响个别青年的福利，更重挫全国青年组织的生存基础。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MBM）已经清楚指出，目前国内共有8272个注册青年组织，一旦青年年龄上限下调至30岁，全国约90%的青年组织将不符合法令要求，面临被取消注册或无法重注册的风险。

青年组织从来不是吃喝玩乐的社团，而是承载著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们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议题，往往是政策讨论中最积极、最具前瞻性的声音。我国存在许多全国性的青年组织，会员人数上万人，规模庞大、结构完善，不仅肩负社会使命，也需承担营运责任，包括员工薪资、办公室成本、长期项目资金，甚至是未偿还的贷款或组织资产。

这些组织的稳定运作，绝非靠热血就能撑起，更不是年轻人凭一腔理想就能立刻接手。年龄政策的下调，若没有完善的过渡计划，势必让这些长期深耕社会、累积资源的青年组织陷入瘫痪风险，不仅削弱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也动摇我国未来领导人才的培育基础。

试想想：30岁以下的青年普遍刚毕业、事业未稳、人脉有限，要一个大型组织的命运交给一名刚起步的年轻人，是否公平？是否现实？

让青年提早承担领导任务并非坏事，但必须尊重现实发展条件，即青年需要的是“循序培养”，不是“拔苗助长”。青年需要时间累积经验，需要稳定收入支持组织运作，需要政策扶育。一个无可取代的现实是：青年成长，不是“按下开关就能成熟”的过程。

青年法令改革影响深远

若政策错估青年条件，最终反而阻断青年组织的发展链条，让国家损失最宝贵的社会资本，试问到时候，谁应该负起这历史责任？

无可否认，部分先进国家将青年定义设在30岁或以下。但必须清楚，这些国家一般拥有更成熟的教育体系，更有质量的高等教育。反观我国，教育政策长期进三步退五步，课程改革频繁、方向摇摆不定。

在我国教育制度尚未提升、青年能力仍需培养的情况下，却要求青年更早成熟、立即接棒领导社会，这难道不是一种现实脱节的期望？

政策需要蓝图，而非“做了再说”的押注态度。青年法令改革影响深远，涉及国家未来数十年的青年发展格局。如此重大的政策，不该以赌徒心态推进，不能先宣布，之后再想办法。

政府必须立即公布中青年的完整定位，制定过渡期与替代保障机制，给予青年组织充足的调整时间，提供技术、制度与财政上的协助，更重要的是分阶段落实，而不是一刀切。

青体部长，请你让青年安心，让中青年放心，让青年组织有存续空间。青年发展需要稳健，而不是仓促；需要规划，而不是冒险。希望马来西亚的青年政策，站在未来的高度，而不是停留在仓促的决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