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23日讯）长期以来，美国处方药（Prescription medicine）价格高居全球之冠，不仅让患者负担沉重，也成为推升整体医疗成本的重要结构性问题。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部份联邦参议员多次宣示改革决心，实际药价仍居高不下，使保险体系与公共财政承受巨大压力。
统计显示，美国每年处方药支出高达数千亿美元，且仍持续成长。以2023年数据比较，美国人均药品支出高达1374美元（约5520令吉），远高于德国的714美元（约2868令吉）、加拿大512美元（约2057令吉）、英国466美元（约1872令吉）与澳洲432美元（约1736令吉），差距相当明显。
部份药品的价差更令人震惊，例如治疗第二型糖尿病的某款药物，在法国售价约67美元（约269令吉），美国却高达798美元（约3206令吉）；某口服抗癌药在澳洲约4723美元（约1万8975令吉），在美国却要价约2万2000美元（约8万8385令吉），美国患者为相同疗程付出的成本，往往是他国数倍。
造成药价居高不下的关键，在于美国独特的市场制度。与多数国家由政府或官方机构代表全民谈判不同，美国采取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模式，制药商可自行订价，再由私人保险公司与药厂协商。这种高度分散且不透明的结构，导致相同药品在不同保险方案、不同地区价格差异极大，也削弱整体议价能力。
专利制度保护20年独占
专利制度同样是推升药价的重要因素。美国药品专利通常享有约20年的市场独占期，原厂药在专利期内几乎没有竞争对手。部份药厂更透过“专利延伸”策略延后仿制药上市，使高价状态得以长期维持。
另一方面，美国公共医疗保险如Medicare，过去长期被禁止直接与药厂谈判药价，直到《2022年降低通货膨胀法案》通过后，才逐步开放对部份高价药物进行谈判，相关措施预计至2026年才全面生效。
此外，美国药品供应链中还存在药品福利管理公司（PBMs）、批发商与零售药房等多层中间商，其回扣与定价机制复杂，往往使患者仍需依名义高价负担自付额。
制药公司则常以研发成本高昂作为订高价的理由，业界估计，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需投入超过26亿美元（约104亿4600万令吉）、历时10年以上。美国也因此成为全球新药优先上市的核心市场，高药价被视为回收研发投资的重要来源。
罕见疾病推升支出
近年来，专科药物与罕见疾病疗法快速成长，也进一步推升支出。这类药品单价极高，虽然用药人数有限，但在整体医药支出中占比却不断攀升。
政策面上，特朗普政府再度主张推动“最惠国定价”机制，要求制药商向美国提供与其他富裕国家相同或更低的价格，并聚焦Medicare与Medicaid降价30%至80%。然而，研究也警告，若对进口药品课征高达25%的关税，反而可能推升药价，每年增加逾500亿美元（约2008i7500万令吉）成本，弱势患者首当其冲。
RAND研究指出，2024年美国处方药平均价格为其他33个高收入国家的2.78倍，品牌药甚至高达4.22倍。即便如此，制药公司仍计划于2026年调涨至少350种药品价格，显示结构性上涨压力短期内难以扭转。
整体而言，美国药价问题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市场制度、专利保护、政府谈判权限不足与供应链激励机制交织的结果。如何在维持医药创新诱因的同时，有效降低民众负担，仍是美国医疗政策必须面对的长期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