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政府落实最低薪金制后,虽成功提高许多低收入群体的薪水,但有人质疑不该落实此政策,因员工生产力追不上薪水涨幅、提高失业率、影响经济等。但各种数据却可证明,事实未必如此。

我国从2013年开始落实最低薪金制,即西马900令吉,东马800令吉,今年7月开始分别调至1000令吉和920令吉。不过,仍有人争议数额太高或太低。

据报导,大马雇主联合会执行董事拿督三苏丁曾要求展延7月落实的最低薪金制,并宣称此制度开跑后,今年恐怕逾7万名员工会被裁退,一些人也担忧将导致大马经济走下坡,生意额减少,企业倒闭。

另一方面,一些党团则认为数额太低,不足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基本开销,建议调高至1500令吉。

依生产力派花红

根据国家薪金谘询理事会资料显示,最低薪金的目标是确保员工及家属得以满足基本需求、提供足够的社会保护给员工、鼓励企业投资高科技及提升员工生产力,以提升价值链,及减少国家依赖非熟练客工。

针对有商家指员工往年薪水低是因生产力不足,著有《不平等的颜色》探讨国内贫富悬殊课题的经济学者阿都卡立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以数据反驳说,制造业生产力在过去数十年已大大提高,惟薪水涨幅追不上生产力涨幅。该图显示,90年代前,劳工生产力及薪水涨幅相差不远,但两者差距从1996年至2010年不断扩大。

他也补充,最低薪金与生产力无关,前者是雇主应给予员工合理的最低薪水,花红才应根据员工的生产力派发。

劳动参与率增长 最低薪制未导致大裁员

槟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林志翰指出,最低薪金制导致大量裁员的说词未必正确,因为自该政策2013年落实后,劳工参与率及就业人口并未下降。

“最低薪金并未造成想像中的问题,如更多人失业,更少人投入工作,劳工参与率不减反增。”

他指出,在消费税落实前的2012年,劳工参与率是65.6%,之后逐年上升至2015年的67.9%。就业人口也从2012年的1282万人,提高至2015年的1407万人。

“就连常沦为最低薪金制受害者的女性,其劳动参与率也从2012年的49.5%增至54.1%。”

他不讳言,有其他因素导致劳动参与率上升,但至少数据证明,最低薪金实施后没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也有文献显示,最低薪金制对就业机会造成的影响不大,主要影响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

他认为,最低薪金可帮助国家转型,保留更多工作机会给本地人。但他提醒,最低薪金数额不能设得太高,否则会带来反效果,如提高通货膨胀或裁员。

制造业员工的生产力过去数十年来已大大提升,但薪水涨幅却追不上生产力涨幅。
制造业员工的生产力过去数十年来已大大提升,但薪水涨幅却追不上生产力涨幅。

影响两面 企业重整薪水架构

国家薪金谘询理事会秘书杉木甘指出,最低薪金落实后带来许多好处,如提高薪水、减低失业率、提高生产力、更少公司破产、更多本地公司注册等。

根据他今年2月在南非出席最低薪金研讨会的资料显示,最低薪金的其他好处是提高薪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劳动参与率、基尼指数降低等。

但他说,最低薪金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提高通货膨胀、外资下跌、外国公司注册数量下降、更多公司关闭及离开大马。

他的资料显示,若比较2012年及2014年的数据,大马员工平均薪水提升了16%至2231令吉;破产的公司下跌44%至884间;新注册的本地公司提高8%至4万9144间。此外,同期的大马劳工生产力从1.8%涨至3.6%。失业率则从3%跌至2.9%。

带来短期成本上涨

数据也显示,虽然关闭及离开大马的公司从2012年的2万380间下跌至2013年的1万8161间,却在2014年回升至2万6966间。新注册的外国公司则从2012年的75间跌至2014年的59间。

他不讳言,最低薪金制将带来短期的成本上涨,但长期会带动经济转型。因此,中小型企业需重整生意模式及薪水架构。总结来说,最低薪金制并未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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