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问题，从来不是谁执政的问题，而是公民本身的问题。这些年，改革之所以寸步难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民并不真的渴望左派与自由派所期待的那种改革。
大多数公民心中，其实另有一套改革的愿景。要改变社会，就必须先弄清楚公民真正在想什么，然后在民间深耕，大家写文章、办读书会、走进校园宣传、设立机构推动议程、动员群众集会……形式各异，目的却只有一个：改变人们看待议题的方式。这种看法不会因为谁上台执政而改变，它只会反过来逼迫执政者去回应、去顺应主流的观点。
不必寄望政党改革
正因如此，真正有心求变的人，不必也不应该对任何政党、任何政客寄予厚望。过去这十年，我们已经葬送了无数次改革的契机，更葬送了无数改革者的道德形象——环保分子黄德是一个极佳例子，净选盟领袖玛利亚陈、安美嘉都是一个例子，还有更多被收编的人物与学者，同样是例子，他们到如今都会被质问，如果真的有改革意愿，为何要与独裁者同行？为何执政那两年没能推动哪怕一丝一毫的体制改革？当初大家渴望毕其功于一役，把公民社会的赌注压在收马哈迪领导的希盟，最终骑虎难下，随著希盟政府的垮台一起被检讨，以至这些曾经的社运人士都被打入与政客无甚差异的划分当中。
这导致如今的处境是，任何改革议程都会被解读成对某个政党的抹黑或声援，而改革背后所承载的精神，譬如民主与自由本身也已备受质疑。无须讳言，这十年葬送的不只是几次具体的改革机会，而是自由派改革理想本身的信誉。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们认为在政治上夺权就能够顺利地推行体制改革，但一个政权的更替有多重因素，不能假设所有人都支持自由派改革的理想。
我们也应当认清政客对现状毫无诚意改变。他们只是在审时度势，精明地计算民意走向，推出能够满足人们的政策。因此统考可以按下不表，地方选举可以搁置不办，但伊斯兰化的步伐必须往前推进；左翼的批评者要设法对付，右翼的网红则可以轻轻放过。每一项政策取舍，归根结底都只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继续执政。他们非常清楚选民真正无法接受的是什么，而哪些呼吁是大多数人根本不在乎的，这才是改革难以落实的真正症结所在。
回到公民社会
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对公民社会的耕耘，去扩大支持进步论述的基本盘。在这个随口讲一句进步的话就会被打成“左胶”的年代，这本身就是每一个渴望改革的人都必须直面的拷问：当左派的语言不再具备天然的号召力，反而时时刻刻遭受质疑，我们该如何反省论述、调整策略，甚至重新取舍目标？我们该如何反省进步话语如何失去号召力？这是许多年轻左派从未设想过的局面，大家在左翼狂飙的时代生长，却要面对右翼乃至极右翼铺天盖地而来的局面，自己所接受的那些普世价值正在不同的阵营当中备受批评。这些都是多年积压的问题集中爆发的结果，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右翼崛起的原因，本文不再赘言。
耕耘公民社会、培养同路人，从来都是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更遑论要迎战日益猖獗的右翼言论与行动。要在学术圈、在大众舆论场把本属于自由派的“进步”与“改革”重新夺回来，往往伴随著没完没了的辩论与消耗。但在更恶劣的环境到来之前，这几乎是唯一能保留火种的道路。这些不会被镁光灯和经费眷顾的事业，才是眼下真正值得谈论的重点，而不是去争论该支持哪一个政党。
派系之间寻求共识
我无意区分自由派、左派、伊斯兰改革派，又或者单纯民主与自由的支持者，因为在理解未来走向这件事上，这种划分意义不大。我当然清楚，这些阵营内部同样四分五裂，有时甚至彼此互相攻讦。但有一点，我想大家都不会反对：威权体制的缔造者可能卷土重来，而我们赖以立国的宪制正受到各方势力的挑战或重新诠释，与此同时，更保守的势力，敢于明目张胆将反对伊党当做反伊斯兰，将其他族群视作外来者的势力，很可能在下一届入主布城，他们这些言论在民间深受推崇，他们也深知这些言论的受众是谁。面对这样的局势，各方派系理应先找到彼此的共识，而不是继续内耗。
也必须说明，我并非认为公民社会缺乏改革的理想——恰恰相反，问题在于，这个理想中的改革，并非自诩进步者所期待看到的那种未来，而是另一条截然不同的改革路径。对这个国家心怀不满的，从来不只是世俗化与自由化的支持者，同样还有认为这个国家太过自由、太过世俗、太过多元、太过目无君上的人。如今，正是后者在积极撬动体制，而那些曾被寄予厚望的政党，却始终没有正面回应这一挑战。这再一次说明，政党试图迎合民意而非创造某些改革走向的群众基础。
所以，政客们的斗争或者激进化，很多时候表现的是民意的改变，我更愿意将政客的表态当成公民社会论战延伸的战场。我很讨厌说这种带著预言意味的话，但事实确实如此：凛冬将至，而我们没有任何一道北境长城可以依靠，公民社会首要关注的话题，从来就不应该是支持哪个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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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就事陋室》主播，国际伊斯兰思想与文明研究院（ISTAC-IIUM）硕士研究生，群议社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