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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年底东北季风来临，我国东海岸三州——吉兰丹、登嘉楼与彭亨便再次面对洪水侵袭。道路中断、学校关闭、家庭受困、房屋被淹，媒体画面年年重复，人们的叹息也年年相同。但更令人无奈的是，这个灾难并非偶发，而几乎已成为季节循环的一部分。几十年来，洪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加严重，今年水灾范围波及全国九个州属，再次凸显我国水灾问题的长期性。
面对象征性的援助金和灾后善后，人民自然会问：政府是否真正尝试解决？或者，这根本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东海岸水灾虽为自然现象导致，但同时也是多种治理缺陷叠加的结果。若不从制度、政治、经济与工程等层面全面检视，我们明年依然会看到同样的灾难发生。
一、救灾快于治本
在灾害管理中，最突出的矛盾是“救灾速度往往比改善更快。”当水灾发生时，官员抵达灾区、发放援助金、组织救援队、安排安置中心，这些动作不但能快速获得民心，也容易通过媒体曝光形成“有作为”的形象。
然而，真正能够减少洪水的根本工程，如加深河道、扩建排水系统、建设潮汐闸、打造蓄洪池、恢复森林湿地、重画土地使用区等，则需要巨额预算、漫长工期与跨部门协调。这些工程往往要经历 5 至 10 年才能见效，而且成果“不显眼”。如果某年的雨量减少，人民甚至不会意识到工程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物难以从长期治理中立即获益，救灾反而比根治更具有即时政治回报。治理逻辑与政治逻辑脱节，导致水灾问题长期被延后。
二、权力分散导致无人主导整体洪水治理
我国在制度设计上，并不利于跨区域防洪治理。森林属于州政府、河流管理部分由州属负责、排水系统归联邦的排水灌溉局、城市规划则由地方政府负责，而气象单位又是国家机构。
当一个地区发生洪水，联邦需要州批准工程，州发展却可能破坏联邦的防洪规划，地方政府批准个别项目时也不会考虑跨县甚至跨州影响。结果是各自为政、标准不一、缺乏统筹。
一个复杂且跨区域的防洪问题，最终变成一个“大家都管一点，但没有人真正负责整体”的治理困境。
以吉兰丹哥乐河综合流域发展计划（PLSB）为例，政府早在数年前便宣布要兴建堤坝、改善排水系统，但工程不仅多次延误，至今甚至仍停留在筹备阶段。最新的水灾数据显示，当地水位依旧频频突破危险线，居民面对的洪灾风险并没有因为工程而降低。这类“喊了多年、动了却不完工”的防洪工程，正是我国行政效率低落的缩影。
三、预算分配偏向可见工程
防洪工程之所以常被搁置，并非因为技术不成熟，而是因为其成本高昂、工期漫长、成果不易“被看见”，排水管埋在地下、蓄洪池远离城市中心、潮汐闸位于河口无人区。在缺乏长远视角的政治环境中，这类工程往往被推后。相比之下，道路、桥梁、交通系统等建设更显眼，更容易成为政绩展示。
因此，预算分配往往偏向“可见的建设”，而不愿投入庞大而不具象的防洪基础设施。短期政治优先与长期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水灾治理因此持续被边缘化。
然而，以新加坡为例的经验早已清楚地证明，当国家愿意持续投入资源并坚持系统性治理时，洪灾绝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过去十年，新加坡投入 20 亿新币（约70 亿令吉）进行排水系统升级，并在 2021至2025 年追加 14 亿新币（约49 亿令吉）用于进一步强化基础建设。凭借数十年的持续投资，新加坡将原本在1970年代多达 3000公顷的洪灾多发区压缩到 约 30 公顷，几乎实现城市洪灾的结构性逆转。
这一成果反映的不是财富差距，而是治理模式的差异，防洪是一项长期承诺，而非一次性的应急行动。
尤其是东海岸人民年复一年经历同样的痛苦，但水灾绝不是无法避免的命运。它反映出政治结构的短视、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以及社会压力的不足。
天降大雨不可控，但是否让它变成灾难，却取决于是否有人愿意做出改变。水灾之所以年年发生，不是因为不能解决，而是因为我们允许它继续发生。
若今日不改革，明日的洪水必然更深。
而真正的问句，从来不是“水灾为什么又来？”，而是“我们何时才愿意让它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