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亚洲民主化，就不得不谈菲律宾。某种程度上说，菲律宾是亚洲世界第一个推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也是东南亚第一个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而在1970、80年代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third wave）中，结合宗教与中产阶级抗争的菲律宾民主化更是东南亚的代表。
但是，今天的菲律宾却丧失了民主自由的热情，从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事发至今，七次总统大选就票选出三个民粹狂人——艾斯特拉达、杜特蒂、小马科斯，而且独立迄今，没有一任总统的出身是来自平民。
再者，政府统治能力疲弱，菲国也因而蜕变成恐怖主义的温床。经济发展和基础建设的表现，不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之类的“非民主国家”，因此，独裁威权的苗头在近几年的菲律宾便得以盛行，于是被世人认为是全球民主衰退的征兆。
如果以民主衰退来解读菲律宾近况似有不公，完全套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尺度看个别国家的困境必然有其失真之处，我们有必要从更细的视角切入，以探索邻国"民主衰退"的前因，以及菲国的危机对至马来西亚的启示。
菲律宾是一个由各大小岛屿凑拼而成的国家，族群、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自然复杂，若要在菲国进行统治就不得不依赖地缘要素，扶持地方领袖和家族势力，协助中央政府维持国政，此种做法在西班牙时代到当代菲律宾已成为传统的政治文化，形成如同台湾学者江怀哲在《现代菲律宾政治的起源》所称的“强地方，弱中央”。
久而久之，因为高度仰赖地方的关系，菲律宾政治陷入碎片化的状态，参选各公职的政党跟候选人数目不知凡几，各方得票率不相上下，只要地方桩脚够稳就具备撼动政局的实力，因而中央政府反遭地方势力驾驭，成为地方领袖争取权力和资源的竞技场。
1986年马科斯独裁政权倒台以后，尽管菲律宾朝向西式民主自由的道路，不过，菲国的政治文化跟民主自由格格不入。以选举成绩来看，1986年以后的七次总统、副总统大选，胜选者的得票率皆低于50%，小马科斯和莎拉在2022年分别获得58.77%和61.53%的选票可谓菲律宾政治史上的一大奇迹，讽刺的是，代表民主、自由和人权等西方价值捍卫者雷尼，其总统得票仅27.94%。
小马科斯和莎拉的选举联盟乃家族和地方纽带的结合。根据2022年大选成绩显示，小马科斯和莎拉成功横扫吕宋岛（北）、民马巴罗（东）和民达瑙（南）的票仓，据Publicus Asia 的选前民调，支持小马科斯-莎拉的民众没有年龄、地区和经济上的显著差别，事实也证明，人口超过30万的都市绝大多数也被他们拿下。可见，杜特蒂家族领导的基督教穆斯林力量党（LAKAS-CMD）与小马科斯的联邦党（PFP）合作，除了符合家族、地方的链接，更博得大部分菲国选民的支持。
难道真像戴雅门（Larry Diamond）在2019年的《妖风》（Ill Winds）所说，菲律宾正面临民主倒退的趋势吗？如果将小马和雷尼的胜败，视同菲律宾朝向民主倒退，选择走向威权独裁的老路，此种论断不仅对菲国民众大为不敬，也表示这些人是以民主自由来自我包装，用著傲慢和蔑视的眼光，看待菲律宾乃至整个东南亚的政治境况。
亚洲气象站（Social Weather Survey）的数据说明，1983年到2016年，在民主党派主导政局的时代中，菲律宾的个人生活满意度（quality）只有两次超越不满意度，即民主化后的第一年，当时人们正为科拉松担任总统而感到信兴奋，第二次是阿奎诺三世执政后期。然而，主打毒品战争的杜特蒂当总统上台后，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反而大大提升，除了新冠疫情期间外，杜特蒂政府的民意基础都相当稳固。
在2022年大选结束不久，Publicus Asia的调查发现有75%民众满意杜特蒂执政的六年，有56%民众支持政府应该延续反共武装国家工作队（NTF-ELCAC），而这个机构是杜特蒂任内期间，以残酷和非人道手段镇压社会动乱著称。
显然，菲律宾人对民主光环的政治人物已相当反感，宁可把票投给民粹强人杜特蒂和独裁者之子小马科斯，然而，民主派也的确未给菲国带来希望，尤其是处理菲律宾的社会贫困。以收入差异来看，菲律宾1981年的基尼数是41.04,，到了2015年为40.35，反观马来西亚在1981年是48.62，到2016年降到41.07，泰国则是1981年的45.22跌至2016年36.53，民主自由横行三十年，收入差异基尼数跌幅1%不到，经济不平等、社会贫困的现象迟迟无解，菲国庶民生活的品质没有太大的改善，民主党派口中的愿景自然面临信任危机，被标签成华而不实之说。
1998年当选总统的武打巨星埃斯特拉达，因任内贪污腐败和政治丑闻频仍，遂引发2001年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埃斯特拉达不敌示威者和政敌的施压而宣布辞职，随即由副总统阿罗约接棒。惟，阿罗约也没有乘著民主化的热流，争气地将改革计划付诸行动，而是持续倒向社会上层菁英的偏好，于是，埃斯特拉达的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继续发酵，民主派却未意识到他们一直在挑战大部分菲律宾的耐性。
而阿奎诺三世代表自由党赢得2010年总统大选，可说是民众给予民主派的最后机会，只不过，阿奎诺的自由党政府打贪力度仍力不从心，前达沃市长杜特蒂因而依靠民众普遍对民主派的愤怒，顺势崛起。
如今，小马科斯-莎拉以超高票数组织政府，尽管双方面临一些官职分配的纠葛，民众对民主派的不满程度却已经盖过马可仕家族和杜特蒂家族间的矛盾，即便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被归类为“半自由”档次，可人们并不在乎这些民主自由之类的泛泛之谈，毕竟，上层菁英长年垄断政经资源，他们对体制本身的透明度已不抱太大的期待，菲律宾小百姓想要从选举中找到“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口中满嘴进步价值、毫无实际作为的领袖。
菲律宾从民主化的康庄大道起步，却走到民粹风暴的地步，整个过程都值得马来西亚人去深思，我们不能够认为，菲国推行总统直选制而较容易产生狂人领袖，自以为不必忧心，内阁制国家的首相固然是从国会议员中产生，但我们也无法保证代表选区的民意代表都不是类似杜特蒂、特朗普或约翰逊的人物，纳吉掀起的Bossku便是我国民粹热流的火种。
所以，当下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民意代表）必须在行动上传达他们的意志，将政党和民意代表的理念与民意对话并予以结合，不断地在现实和理想中寻求平衡之道，以提高民众的政治效能感，强化我国既有的体制，持续回应民众的需求。
视数字和咖啡如生命的怡保人，东吴大学政治系硕士，全球民主化、国会立法、选举策略、投票行为和政党政治为专长，曾参与过2024台湾总统立委选举的研究专案，目前在台湾智库从事教育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