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中两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与综合实力最强的两个大国，两国间的关系自然引起世界的关注。在21世纪之前，如迟到1990年代美国可说是个充满自信的一超多强中的一超。可以说，当时的美国有著不可一世的气势，而中国则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尽可能不露光芒的低调路线，可进入21世纪的2010年代后，中国已不再对美国低声下气，而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也具有更强的警戒心。
为何在10多年的时间，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日愈担心，甚至不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与明目张胆的技术封锁，主因恐怕是美国日益担心其一超的独霸地位，可能有一天会被中国取代，及从老大变为老二，这个怕当老二的焦虑，应是近年来美中关系滑坡的主因。
两极均衡格局
有人甚至认为两国最终会掉入不得不大战一场的陷阱。只是由于两国均是核武大国，诉诸热战（Hot War）的可能不大。毕竟，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国虽常打代理战，可却没直接交锋。伸言之，核武这种可怕的武器所致成的“恐怖均势”竟然吊诡地制止了热战的爆发。
据此而论，美中两国应较可能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格局。至于美国是否真的可能从一尊地位沦为老二，则见仁见智。较有可能的格局，恐怕是两极均衡，即没有一方能全面压制另一方。也因为是两极均衡，多数国家也选择在两国间保持平等距离，不过于倾向另一边。伸言之，与美苏两阵营对立，各有各的同盟格局不同。这个两极均衡大体上是两边均缺乏固定同盟的斗而不破的凉战（Cool War）或冷和平（Cold Peace）格局。
之所以，主因之一在于这已不再是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竞争。二次战后，美国有能力，也有意愿扮演所谓自由世界（即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群）的领袖，是因为美国要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可当前苏联解体后，这个自由世界之共同假想敌已不复存在，进而冲淡了美国与其同盟诸国的关系。
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赤裸裸的美国优先政策已或多或少疏远了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没有了共同的假想敌，剩下便是各国各自为政，各谋其利的赤裸裸的国家利益关系。这个变化也更让人体会到，国与国之间关系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有的只是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
这种现实主义，也决定了美中两国很难再搞稳定可靠的同盟关系。这种情况若持续，就有可能防止一超独霸的格局出现，也就是很难再出现一个垄断大权，盛气凌人，唯我独尊的格局。或许这样的格局会较美国扮演霸权领导地位的霸权稳定的格局更符合多边主义的理想。当然，这只是设想，事实如何，尚有待时间来说明。
从“霸主”到“领袖”
就美国而言，自二次战后，美国能当上资本主义民主国的领导，自有其多方面的因素，如其经济与军事，甚至科技与美式大众文化，均可说是一超，没有别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可望其项背；连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也可说是美国的附庸国（即依附美国的从属国）。只是美国为了扮演这个英雄国家角色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如军事支出过于庞大，通常占全球军事支出的近40％。
与此同时，过于偏重军事与介入全球事务，也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让潜在经济竞争有如日本、德国快速崛起。此点可从1971年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政策中表露无遗。有人便认为，美国的霸权地位只维持了20馀年，到1971年已基本结束，回落到只是领袖而非霸主的地位。
是领袖而非霸主是说，1971年前，美国的盟友均很依赖美国，特别是在1950-60年代。美国在1948年还出台了一个援助其盟友发展的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帮助欧洲16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这些盟国也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与美元外汇；可1971年后，美国便依赖外流的美元回流美国循环，以维持美国的经济运作。
当时，美国本身的不少制成品如电器、汽车也渐在国内外失去竞争力，进而使美国经济日趋金融化、空洞化，更使美国从全球最大债权国变成全球最大债务国。这样的债务帝国竟然还持续扮演维护全球秩序的英雄国家角色？
也因为如此，早在19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美国国内便有更多要求美国管好自家事的声音。这就使美国得面对3项选择；一是，持续扮演全球英雄角色；二是走回1 9 3 0年代前的孤立主义路线；三是前两者的折衷，即有限、有选择地介入国际事务。只是，一直到特朗普上台前，美国依然选择扮演英雄国家的角色，这恐怕与美国公共与外交政策受制于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如军事工业综合体等有关。因为美国基本上是个资本先于民主的国家，特别是1980年代后，更是市场说了算。
打肿脸充胖子，毕竟有时而穷。美国民众本身也日趋要求政府重内轻外，而不是持续重外轻内，外加上世界格局的转变，如进入21世纪后，有人认为全球已进入一个群雄并起的后美国世界。其中，中国的人口与国土面积，人口素质、经济、军事与科技力量的上升等，均使实力相对减弱的美国感到中国可能真的可在未来取代美国，让美国成为老二而非继续当老大。
中国是否真的有朝一日成为世界第一强？这只能让时间来证明；只是从现阶段的发展趋势看；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按照现有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是有这个潜能的。这也是何以近年美国加速加剧要制衡中国，防止中国快速崛起，特别是在高科技方面。因为美国的强项是在金融、服务业、农业与高科技；若高科技被中国赶上，从中国的市场规模来看，是能发挥比美国更大的规模效应。
中国应以美国为教训
所以，美国的担心不无道理，中国历经文化大革命（1966-1976）后，已痛定思痛，一心要搞好国富民强的建设，不再高谈什么虚耗国力的国际主义与输出革命，且在2001年加入世贸经济后，经济增长更是突飞猛进。
反观美国，自911事件后，一心搞反恐，还发动消耗巨大国力的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制造大量难民，且经济上更进一步放任金融创新，使经济过度金融化，甚至致成了“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终而引爆2008的次贷危机，再加上新冠疫情的重挫，使本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100％的联邦债务，更急速上升。
在这种条件下，美国要扮演英雄国家的意愿更是力不从心，美国迟早得接受现实承认过度扩张是弊大于利。毕竟资源是有限的，越早有自知之明越有利。
就中国而言，虽然当前中国的综合实力已上了一个新台阶与美国对著干，可这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高风险世界。中国若真能崛起与美国平起平坐，也应以美国为教训，凡事要量力而行，不要扮演虚荣的英雄国家角色。国际事务应由国际社会公平分担，尽可能从多边主义的角度看待世事，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阻碍，尽可能做到不亢不卑，不骄不躁而不是妄自尊大如美国。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