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浅探马来政党政治

根据今年人口数据，土著人口（以马来人居多）占69.9%，非土著仅29.5%，无论如何，马来人口比例自建国都处于递增状态，非马来人口比例却逐年递减。可见马来穆斯林在大马政治的地位持续加重，因此，马来社会动向影响我国的政治风向，因而有必要关注马来政治的脉络。

当代马来社会的意识形态受到英殖民时期的权贵、官僚和宗教师所型塑，来自英国、印尼、阿拉伯和东亚也有不少的影响，进而形成巫统的马来民族主义、左翼的社会主义及伊党的宗教主义，虽然当今时势已趋于复杂，惟当代马来菁英领导的政党仍具备以上三种色彩。

马来意识形态3铁板

在马来社会，马来人、马来语和伊斯兰是意识形态的铁板，使得马来菁英在特定课题有非常相近的表态，如公正党坚持不挑战马来语和土著地位，另一边的巫统和伊党则始终扮演族群和宗教的捍卫者，以及极度马来中心的土权党和伊阵更是激进。简言之，1957年马来亚独立到今，马来政党持续围绕族群、语言和宗教的领域相争。

但是马来政党未必都处在竞争状态。1946年英殖民者颁布马来亚联邦计划，当中的放宽公民权和剥夺王室权力激起马来社会大反弹，各马来党团不分社会、教育、地域和城乡的差别，共创巫统，动员广泛的抗议向英国殖民者施压。

惟马来国民党因党旗争议延伸到意识形态的不合，在1946年8月离开巫统；1951年，巫统宗教师理事会不满党内权贵的世俗化作风，认为掌控党权的上流阶层无法回馈基层诉求，于是另立伊党。至于马来亚独立党、46精神党、人民公正党、土著团结党、沙巴民兴党也都是从巫统分化出来分枝。

可见，巫统是马来政党政治的轴心，因而容易理解马来政党的分合逻辑——只要马来人的身份认同被挑战将触发一波大汇流，直至目的达成后，大联盟内部的光谱差异即被放大，遂而不断产生分流。

此外，伊党是从巫统分出来的另一股草根势力，而该党的成立初衷始终以取代巫统，成为马来社会的支柱为己任。据学者法力诺（FarishNoor）所述，极度保守的伊党之所以在1950年代创设妇女团乃旨在跟巫统妇女组抗衡。而初期的伊党为了反击强势的巫统，宁肯由非宗教师出身的布哈鲁丁领导，通过左翼势力促进组织化和基层动员。

1969年大选反风高涨，伊党乘风向巫统开火，导致联盟的马来选票大流失。1980年代，巫伊全神投入伊斯兰化竞赛，争夺宗教主导权的激烈程度甚至酿成默马里流血事件的发生。1990年代，伊党与意识形态相左的行动党合作，合组反阵、替阵、民联对抗国阵，在在验证伊党是为了取代巫统而生。

外部威胁促成合作

如今巫伊却以国民和谐为准，确实有违常态，但若细看历史，巫伊分离合并不出奇。1946年巫统成立到1951年伊党的创立，可谓首次巫伊分合，1973年巫伊联手到1977年丹州危机是第二次分合。总结来看，外部因素的刺激—─包括非马来社会的政治动向，也是促成两党合作的前提，如1946年马来亚联邦计划和1969年五一三事件。巫伊分家之因乃争夺政治利益所致，即1951年巫统宗教师不满权贵、官僚的领导和1977年巫统干预伊党内讧。

反观2019年国民和谐到2020年国民联盟，巫伊两党合作无间也主要在于外部威胁，即应对希盟509的崛起，以及在国盟时代土团党的搅局，因土团党的存在会瓜分巫伊票席，促使巫伊紧握国民和谐不放以界定巫伊与土团党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巫统一些领袖在纳吉罪成后更显露出不满慕尤丁的姿态，紧接著沙巴州政变未果使巫土矛盾扩大，反之伊党力保国盟政府，哈迪也甘当巫统和土团党的和事佬，足见土团党已成巫伊分歧的节点。

但凡马来政党的论述都离不开族群、语言和宗教的约束，惟巫统和伊党在马来政治的寡占地位已随时间逐渐弱化，从极右的土权党、伊阵，右倾的46精神党、土团党，中间的公正党、诚信党、民兴党到左翼的人民党，以及敦马将成立的马来政党─祖国斗士党，都从不同的政治光谱肢解巫伊的意识形态，说明马来社会在共享的身份认同上有程度和理解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