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珊：如何让政客变好？

希盟与国阵无差别吗？对于这个问题，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答案。是的，很多曾经富裕的人们因为政权的更迭而变得不再权势，很多曾经被忽略的人们诉求得到了重视，而其他一些不怎么幸运的人，连仅剩寥寥无几的权利还在遭受著迫害和剥削，当然，也有一些人因为改变而收获丰硕的成果。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形容，只有瞎子、聋子和哑巴，才会无法分辨希盟政府与国阵政府的差别。在选民对希盟的责备与谩骂声中，敦马首次做出了反驳。在记者会上，敦马比较了希盟与国阵的许多不同之处，并认为如果还有人认为他也像前首相纳吉一样秉持著“金钱为王”（cash is king）的信念，大可以把他提控上庭。他也提到，人们不会感激他们所收到的好东西，他们只会看到所有不好的一面，因为他们的本意就是推翻这个政府。

从先前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到最近的爪夷文、莱纳斯和扎基尔事件，都向人们表示了，政府虽然有朝著“正确”的方向在改变，但这种“正确”与民众所认知的“正确”似乎是大相迳庭的。

在这其中，行动党的表现尤其差强人意。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作为一名称职的反对党领袖，尤其指出了这一点。他揶揄行动党在内阁里虽拥有6名部长和42名国会议员，却只能“尽能力传达民意”，连自己的职责都不知道，就只会将罪名揽于前朝身上。这里便涉及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议员虽是你选出来的代表，但对于他会否代表你，千万不要抱求太大的希望，即使它是“希望”的联盟。问题来了，民意代表不为人民而服务，那他们究竟为谁而服务呢？

英国二战时首相丘吉尔就曾言：民主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它是我们迄今为止能找到的最好的。民主的核心价值就是“以民为本”，让共同体内的人们能够在最大限度的自由意志底下，透过各种预设机制来对国家的未来和发展做出决策。这些机制包括了选举与投票，讨论与对话，集会和结社。

这些机制虽然能够让政客的挑选过程变得更加严谨和复杂化，但事实证明，这并不足以迫使政府履行他们对选民的义务和承诺，或者至少大部分人们都面临著类似的情况。大选前与大选后判若两人的政客，不免使得人们对政客变得愈发不信任。如何让政客变好，已然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

政客为何不作为？

实际上，任何体制都存在著其中的欠缺。在马来西亚，在许多人民所关心的问题上（从经济、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社会人文到教育），政府所做的往往很难达到所有人的期望，当然除了人为因素以外（相信人们不会反驳，马来西亚政治里确实不乏素质低下的议员），其中也因为问题本身的复杂。

对于技术问题，一般民众很难提出什么好的建议，因而只能交由专家处理；但人为因素方面倒不是于事无补。在这一方面，为民意代表及官员加薪倒是一项不错的选择。其思路是通过提高工作的酬劳，吸引原本可能进入其他高薪领域的人才。

邻国新加坡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其政治人物以及政府的高效能，原因之一源自拥有全世界最高的议员以及官员酬劳。相较于其国家的规模，这一薪酬水平就任何人而言都是过高的，但新加坡政府依旧立场坚定地表示为了确保“世界级”的效率和廉洁指数，高昂的薪酬是必不可少的。

许多人心中都有一个迷思， 那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政客没一个好东西”。是的，政客就好比精明的商家，他们很善于展示人们所向往的优质的产品，但不为人知的劣质的那一面并不可能因此而消失，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客鲜少会兑现他们对选民的全部承诺。他们并不足以被称为“欺骗者”（deceiver），但倒不失为一个合格的“伪善者”（hypocrite）。

但失望与斥责并无济于事，政治冷感只会加剧这个时代的悲剧。因此，人们应该对政客抱有更严谨的信任以及对于真相的追求。在精明的“商家”面前，我们怎么可以不做个精明的“消费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