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党之前，偶有在民主行动党全国总部和马来文《火箭报》的记者和编辑们交流，他们都是激进马来青年，多半有学运和社运背景。
有一次我请教他们，在民主行动党斗争的核心价值当中，哪一项最能吸引马来人。
我预先表明不要他们从自身的激进主义世界观来回答，而是从他们所理解的马来社会主流价值的视域来探讨问题。
实事求是，才是我要的。他们的答案，是对马来社会的观察所得，并不代表他们对此认同。
世俗挑战伊斯兰教义
我问：是“自由”吗？他们说不是，因为“自由”已被巫统扭曲成“西方自由放任”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颓废价值，将之等同于性滥交、吸毒、同性恋等破坏家庭结构的社会问题，所以伊斯兰和马来文化拒绝西式自由。
我问：是“平等”吗？他们说不是，因为平等被理解成“民族平等”而非“阶级平等”，等同于非马来人要挑战“马来人特权”，会让马来人感到不安。故在马来人眼中，“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被认作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李光耀欲“殖民马来人”的华人幽灵。
我问：是“世俗”吗？他们说万万不能提，因为在穆斯林眼里，“世俗”是肮脏龌龊的、是大逆不道的、是挑战伊斯兰“政教合一”教义的西方价值、是违反阿拉的旨意。我们随即聊到“土耳其现代化”之父凯末尔.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urk），他们说此人被穆斯林视作“魔鬼”，是万恶不赦的伊斯兰叛徒，下地狱被火烤！
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团结互助”，在欧洲左派是主流价值，它是我于1990年代后期到瑞典社民党党校学习回国后，在社青团和中央政治教育局课程中重新“穿插”的内容。
事实上，“团结互助”是欧洲中左派政府抽重税来建构福利国的理论依据，然在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对抗马华民政人联党，过左的福利国路线，会被华人中小型企业视为“反商”，对争取城镇华人票不利。再则，巫统常年给马来人过多的福利（枴杖），因此民主行动党再宣扬“团结互助”对马来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至于“公正”，也理解成是“正义”，他们则说这和人民公正党的“社会公正”或“社会正义”有价值重叠，不是民主行动党最鲜明独特的意识形态。再往下聊，对于欧洲绿党的“环境正义”，马来人也无动于衷，例如反对关丹莱纳斯稀土厂案，似乎都是华人站出来，这就是一个明证。
再者，提及“转型正义”，马来人会普遍上认为我们华人要翻历史旧账，要平反五一三？要平反林连玉公民权？要推翻巫统1946年的“社会契约”？这更会让马来人极度不安。
“元政策”也称不上
谈到“绩效”，他们也说不是。非马来人（尤其华人中产和受英文教育者）会认为这是靠个人发奋以确保“社会向上流动”的关键要义，尤其在全球化的竞争态势下更是如此。但马来人普遍上会认为这是要取消弱势民族的枴杖，是华人精英主义抬头，要支配没有竞争力的马来人。逻辑再推演下去，我们是否敢公开谈论公务员体制改革、要求公务员更有效率，要求公务员瘦身？他们说那几乎是单一民族的大票仓啊！千万不能得罪，还要讨好呢！
争取“妇女解放”？即便受过英文教育的中产马女性，还得面对伊斯兰这座保守主义的大山。至于LGBT权益更不必妄想，倡导此课题在马来选举市场无异于政治自杀。“那我们要争取马来人支持，还能讲什么？”大家都静静……
突然有人提出“良好施政”，好比透明招标、反对恶法、揭发一马丑闻、改革选委会、改善交通、立法保障资讯自由流通等等。
我说，那是具体施政的改良，并非意识形态，不是核心价值，甚至连“元政策”（metapolicy）也称不上。到最后，我发现，原来是我问错了问题。
我应该问，我们的斗争应该要吸引怎样的马来人？我们的队伍，需要怎样的马来人参加才能真正改变马来西亚？而不是当今这种“逢马必收”或“全民政党”的蓝海政策挂帅。
说穿了，长年被巫统和伊斯兰党系统洗脑的马来社会，和我们社会民主运动的所谓“进步”之普世价值居然有这么大的距离。
我们若为了选举利益而蓄意自我淡化鲜明的核心价值，去迎合这股保守的马来社会，最终我们将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选举党，选胜或选败都无法改变马来西亚的命运，因为我们向大多数民族的保守势力妥协。
新文化运动推动进步
故此，我以为马来社会需要由马来人自身推进一场全面的“新文化运动”，类似中国人一个世纪前的“五四运动”。这股运动的核心价值，当由进步的马来人、开明的马来人、具备民族危机感的马来人、具备全球化格局的马来人、拥有现代化思维的马来人，更重要的是，不愿被伊斯兰政棍和极端种族主义绑架的马来人，来共同探讨和充实之。
社会民主主义的在地化，或可为马来同胞提供若干的理论养分，这是民主行动党的进步马来人可以扮演的角色。
唯有这样，我们的讨论才能跨越一两届的选举利益，这是为了建设马来西亚的民主春秋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