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05大选，由于选举制度不公，政治海啸无法一举推翻国阵。
选后从508开始，一场又一场的黑色抗议大会，民联也画地为牢，不敢越雷池半步，民众遂对“改朝换代”的热情急速溃散。
随即政局的发展，从加影行动、安华入狱、安顺败阵、哈迪变节、民联崩解、Bersih退烧、砂州折翼乃至冠英被控，丑闻累累的纳吉政权，似乎仍稳如泰山。
网传3种极端声音
就此，网络上出现三种极端的声音。一是“真要变天，就要流血”的愤青激进主义。二是“变不了天，不必投票”的政治犬儒主义。三是“各党皆烂，故投废票”的历史虚无主义。
第一种声音，按我的观察，似乎都是愤青，既没有革命经验，也没有武装起义的物质和理论准备，纯粹“打打嘴炮”而已。
第二种声音，不少是国阵网络枪手假扮成“中立选民”所为，鼓吹“认命”，接受现实，旨在麻痹年轻网民的政治改革热情，企图籍此拉低来届大选的青年游子投票率，间接让国阵候选人得逞。
第三种声音，既有来自乔装成“中立选民”的国阵舆论，也有若干网络写手对在野党表现不满的辛辣鞭挞。他们认为在野党议员都是“议会迷”、街头抗争蓄意“放水”、对选委会太过宽容，甚至为了选举蓝海，不惜牺牲原则，向马来特权叩头。
以上三种声音，都是对“以选举为总路线”的马来西亚在野党运动不满，认为在野党政客除了选举就一无是处；而选举又充满欺骗性，游戏规则已经注定游戏结果，但在野党却没有胆略抵制选举制度，还积极呼吁年轻人登记选民，投入选举。
就以上三种声音，我的立场很简单，亦很清晰，六个字：有得选，就要选。
选举，是奉行议会民主体制的关键要素。除非你放弃选举政治，走议会外抗争路线，如发动革命、暴动、暗杀、绑架、恐袭等非常手段。
事实上，自资本主义制度允许选举以来，被压迫阶级就对“选举政治”出现严重分歧。
其中，共产党认为选举是“资产阶级假民主”，认为它是用来忽悠工人阶级的抗争，以延迟革命（最终目的）爆发，是收编工运头目的维稳手段，有很大的欺骗性。故共产党反对用选票（ballot），坚持用枪杆子（bullet）来改朝换代。
然而，社会民主党则认为选举是工运施压下所挣来的成果，只要有得选，就该利用选举来逐步争取自由和平等权益，并且将每一场选举，都视为“群众政治教育”的手段。德国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就说道：“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
英国作为老牌民主国家，一开始的选举也是充满欺骗性，譬如：女性没有投票权、男人“非自由民”不可以投票、资产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者亦无资格投票等等。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也走过类似跌跌撞撞的坎坷路，不是等选举制度完善到如鲁迅所形容的“费尔博拉”（fairplay），在野党才来堂堂正正去提名竞选的。
这个逾一个世纪之长的选举政治，历经了五花八门的玩臭、各式各样的舞弊以及层出不穷的忽悠，然而这都没有动摇社会民主党这一支左翼力量对选举信念和实践的坚持。
共产党人呢？他们从不相信选举，他们靠武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上台干脆就取消选举（我指的是多党选举）。革命成功后，共产党连资产阶级最“虚伪的假民主”也不会给你。他们用“鼓掌”取代“投票”，说白了即是：“砍人头”的党是不会“点人头”的。
抵制选举太冒进
网络上有人因为批判“选举制度不公”，进而呼吁马来西亚在野党抵制来届大选，让全世界看穿纳吉的真面目。我认为这种冒进主义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
1969年大选，社会主义阵线的各级领袖干部，被东姑援引“内安法令”大肆逮捕，劳工党和人民党遂发动抵制选举的行动。结果是，左翼运动更快消亡，其历史使命提早“自我终结”。
外国的民主化例子也一样，那怕是再困难严苛的条件，只要允许选举，民运和在野党人就要积极投身去选。
你去问昂山素姬，缅甸一直以来的选举制度完善吗？你去研究曼德拉的斗争史，1990年南非选举制度完善吗？你再去问有多党选举国家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人，他们国家的选举制度完善吗？
你也可以找20世纪历经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任何一个国家来做个案研究，他们的民主选举运动，是在选举制度充分完善后才开始，抑或一边参选一边修正和干净化选举制度，以逐步拓宽自由和平等的政治环境？
只有历史虚无主义之徒，才会号召在野党以及社会大众抵制选举。1995年，我去瑞典参加社会民主党党校，曾到一个叫IDEAIDE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的机构上课，其工作重点，就是为东欧转型和非洲国家的政党和政府人员培训和建设选举机制。其中一名讲师曾说：“有得选，就要选；放弃选，就永远无法建设民主。”
当然，我并非为国阵当前这套gerrymandering（不公平）的选举规则辩护。我坚持边选边修正，边选边抗争，议会斗争绝不能轻易放弃，街头抗争要大胆展开。
选民登记运动不能停歇，选举造势热情不能降温，这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能发挥战斗力的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