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代马来社会出现宗教复兴与宣教（Dakwah）以来，大马的非穆斯林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类似的宗教复兴现象。之所以，除了彼此间相互刺激之外，也与这时期，大马进入较快速的社会经济变迁，与种族取向的公共政策有关。
就泰米尔族而言，学者Andrew Willford在《自由之笼》（Cage of Freedom）：大马的泰米尔认同与族裔迷恋一书里（2007）认为，大马的泰米尔族是个充满悲情的民族，特别是下层的劳动阶层，是在多方面均被边缘化而苦无出路的边缘化群体。这个可悲的处境，使得他们倾向于在宗教上寻找出路，可实际上，又未能真正改变他们的不利处境。作者还综合运用了现象学、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这个现象。确也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通常，谈到宗教信仰活动时，一般上多会从传统信仰的角度来谈，可本书却从种姓（Caste）与阶级（Class）的角度切入。在2015年，大马的印度裔有约196万人；其中，泰米尔族占了约87%，其他如Telaga、Malayala、Sikh则各别占约2%，余者为其他印度裔。
从宗教信仰来看，印度裔有约84%为兴都教徒，约7%为基督教徒，穆斯林也有约5%，而且有改信基督教与伊斯兰的人数，有上升的趋势。
这个脱教趋势与大马政府大力推行伊斯兰化，均使得印度裔感到忧虑，从而强化了他的族裔与宗教醒觉。只是不同种姓与阶级的印度裔，则有不同方式的回应。
大体上言，较高层的中产与资产阶级，会倾注重印度宗教与文化的大传统，也就是较高层次的文化与宗教内容如Ramakrishna Mission（罗摩里天传教会）及Temple of Fine Arts（美术之庙）。
强调对神虔信
这些高层次的兴都教徒，很怀念千多年前，佛教与兴都文化与宗教对马来半岛的影响，也希望能重振这些软实力。毕竟，许多西方人士均很爱慕这些高层次的印度文化产品，也显示印度文化与宗教，的确有其高明之处；不然，何以这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中产那么爱好这些印度传统？据此，印度人也应对自己的文化宗教有信心。
只是，曲高则和寡，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劳动阶级并不爱听这些高调，他们反而倾向于重视仪式（Ritual）与虔诚信仰的虔信活动（Bakti）。虔信活动的特点是，他们偏重仪式主义（Ritualism），也强调对神的虔信，而不是高谈宗教哲理。这种虔信运动，在印度被穆斯林统治后，便已出现，可说由来已久；只是，它对大马泰米尔劳动阶级，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自殖民时期以来，下层的泰米尔族便被集中于孤立的种植园，与外界的接触少，园内即便有提供一些基础教育，也颇有限，这就使得他们知识水平较低，也缺乏与时并进的技能。在1970年代大马出台新经济政策时，他们也没受到照顾。在1980年代，西马西海岸各州快速发展时，有许多种植园也被转为工业区、商业区或住宅区。通常情况下，在这转型过程中，他们也没得到适当的赔偿或安排。这也使得他们迁往城镇的贫民区或木屋区去找生活；其中，有许多也是就业不足的日工或短期工人。这样的困境便使得他们备受生活压力，年轻一代更易误入歧途。实则，他们的自杀率也偏好，被关进监狱的人数也远高于其人口占比。
冀获神明保佑
其结果之一便是，他们中有许多转向宗教求救，希望能从虔信中，获得神的爱、照顾与赐予他们力量。这就是何以，诸如大宝森节或AdiPuran（女神崇拜）类的虔信运动日趋壮大的主因。像大宝森这样的群众性宗教活动，不但能为劳动阶层提供一个肯定自己宗教与族性（Ethni city）的机会，也提供一个机会，让他族他教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据知，不少泰米尔人热情参与大宝森的主因之一便是，突显他们的认同与个性。这是被边缘化族群肯定自己的一个方式。
只是，不少中产印度裔并不屑这些层次不高的宗教活动，也对此做出诸多批评，如那些自我折磨的仪式。就这些自我折磨的仪式言，虔信者则认为，这是他们对神忠诚的虔诚行为，神也会因此对他们的虔信给以回报。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或许，这是一种过度补偿（Over compensation）。有点像中国人喜欢阅读武侠小说，从武侠中的侠客行为中，获得在现实中得不到的拨乱反正，替天行道的替代式（Vicarious）满足感。毕竟，对泰米尔劳动阶级言，大马是个充满不义不公的社会。这也是何以在2007年底，他们会发动兴权会运动（Hindraf）的主因之一。只是，即便搞了兴权会，结果依然是旧态依然！
看来，泰米尔劳动阶级，还得继续从虔信式宗教运动中寻求生命与人生的慰藉；毕竟，这个多元的大马社会，对他们缺乏同情心，至于他们中的中产与资产阶级，Willford认为，维持现状对他们而言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因为，阶级与身份地位的具体利益比抽象的族性认同更实际。若他们与泰米尔劳动阶层一齐造反，反而对他们不利。易言之，还是识时务地依附巫统才是硬道理。除非巫统也逼得中产走投无路，才会生变。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