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1956年2月28日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Formosa），总部设在日本东京，为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此组织在历史洪流中仅是昙花一现，但其总统廖文毅，与马来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以下简称东姑）有过一段特殊渊源，并且参加了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庆典，如今已鲜为人所知。
1952年在日本广岛所举办的第一届世界联邦亚洲会议（World Federalist Conference）中，廖文毅作为台湾的“代表”，首次与马来亚联合邦的代表东姑会面，在会议期间廖文毅与东姑有个即兴约定，即日后谁先达成独立，就要请对方参加独立典礼。早在独立前的1955年7月，马来亚已举行过第一次全国大选，以东姑为首的巫统，与陈祯禄领导的马华公会、善班丹领导的国大党组成政党联盟，在立法议会中的52席中赢获51席，成为英属马来亚联合邦的执政党团，东姑担任联合邦政府的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东姑便以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之名，于该年8月2日回函给身在东京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廖文毅先生”（Mr. Thomas W.I. Liao, President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Formosa），在信中说明会尽一切办法协助其获得入境签证。
廖文毅参加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庆典的消息引来当地的密切关注和疑惑，1957年8月31日《南洋商报》标题便标示：“‘台湾共和国首任大总统’廖文毅来马参加独立庆典”，由于马来亚联合邦并未邀请北京或台北两方阵营的政府代表，廖文毅作为东姑“政治上的好朋友”而受邀出席，就格外引人瞩目了。据廖文毅在吉隆坡机场的采访中解释，他持有的菲律宾护照，是从菲国驻港总领事馆那里获得的，并且声称会以此护照游遍各国和联合国总部，争取宣扬台湾独立。有趣的是，当记者询问廖文毅是否能说中国国语时，他答说不懂，而当以闽南语发问时，廖氏欣然答复之余，还频呼“兄弟！兄弟！”。
廖文毅携带来的有关呼吁马来亚人民支持台独运动的宣传单，在机场被扣下，他也特别带来一份珍贵的礼物“台湾竹制帆船”送给东姑，以示台湾人的诚意。
经过《南洋商报》记者对新闻部和外交部之征询，皆核实廖文毅并非官方邀请者；再转而向东姑的私人秘书调查，也证实东姑本人并无发出私人邀请。
随后，东姑阿都拉曼在马来亚独立后首次访问新加坡的采访中提到，他与廖氏1952年在广岛的一场会议中结下友谊；只是东姑矢口否认曾发出官方邀请予廖文毅，且认为廖氏的来访“使我不胜尴尬之至”，但原则上“不能阻止任何人来马参观独立庆典”。东姑的解释为，廖文毅曾来函是否可以友人身份前来参观庆典，“余告谓无拘，却不料渠抵马后即自命为台湾共和国之正式代表”。
至于东姑致“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的回函是否能充作“邀请柬”，相信这不算太重要。由此推测，东姑很可能协助这位友人入境马来亚联合邦，并且顺利参加了独立庆典。东姑之所以否认发出请柬，可能是顾及国际冷战的局势，而不便有所表态。否则，东姑岂会不知道甚至不料到廖氏乃是“台湾共和国总统”？至于台湾方面的文献所提到的，廖文毅担任国宾、被授予勋章觐见国王、“只有一个国家承认台湾共和国”等说法，是否真有此事，由于史料之匮乏则不得而知。
调查局虽很重视廖文毅应邀赴吉隆坡一事，深怕廖氏藉参加独立庆典之便，联络各国政要和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领袖，以扩大其声势，招来国际力量的介入。只是，当廖文毅返回东京后，对大马之行竟无一辞向其党、议会以至政府报告，此行就像他本人的私人旅行，令人感到费解，这更使得廖文毅出席马来亚独立庆典的旅途，充斥著各种不解之谜。由于“台湾共和国独立政府”在国际上的受限和内部的分裂，组织上也遭到台湾当局的渗透，最终使到这股海外的台独运动分崩离析。加上国民党政府没收他在台湾家族的财产及威胁其家族成员的性命，1965年5月14日廖文毅决定放弃台独运动，返台“输诚”。
廖文毅赴约出席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庆典一事，使这位“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名声大噪之余，也为临时政府的声势推向顶峰，亦是台独运动在海外密切受到关注和备受瞩目的特殊例子。从这里可看出廖氏与东姑的交情，以及东姑对台湾问题之立场。
1960年10月22日东姑在官访加拿大时，针对台湾问题向联合国提出了同时承认中国与台湾的建议。东姑批判“把国民党政府作为代表中国发言之考量，无异于在做梦（dream world），更可疑的是它何以为台湾发言？他们为的只是自己”，“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而非中国人的殖民地”。其实在1950年时，因前殖民主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终止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马来亚受此影响而跟进。所以说，廖文毅能够在这微妙的时刻遇上东姑，可以说是值得庆幸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