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袖的代际交替是否已经制度化，而这个制度化的原则是什么？这是众多在深描中国政体演变的学者所共同要论证的议题。因为一旦政权的权力转移模式是有制度的，那至少这个政体是比较稳定的，政权的持续是可能的，对于它的发展是可预期。
权力是一匹需要关在笼子里的野兽，而政治作为手段，必须形成一套制度，去制约权力的使用，领导人的更替。
寇健文的《中共菁英政治的演变-制度化与权力转移，1974-2004》（第二版），力图解释中国权力转移在发生制度化的倾向。他以为制度化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制度的建立，在邓小平时代完成：废除干部终身制，订立退休制度以及任期限制。第二个是制度深化阶段，在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时代贯彻，持续补充，使得退休制度以及任期制度得以执行。
1982年宪法修订规定以及2006年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规定了县级以上的各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不得连任两届，退休年龄为65岁。这个干部任用的体制化结果，形成了寇健文认为的“梯队接班”的中共政治精英升迁更替模式，在同一层次的党政领导呈现出年龄的梯形分配。
但是对于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军委主席的退休年龄以及任期限制，却尚未形成条文的规定，而是通过近二十年的实践，形成了一些惯例。
其中总书记任期为两届，军委主席也在十八大胡锦涛交接习近平时也产生了任期两届的先例。十五大后政治局常委年龄顶限为70岁的默契，之后十六大以后产生的七上八下的惯例：67岁可入常委，68岁就不能再入常委。
寇健文指出这些惯例之所以在近二十年来被中共领导人遵守以及逐步形成彼此的规则，是因为中共领袖的权力来源改变了。由于不具备毛泽东以及邓小平那一代的开国领导人，领导中共革命成功所带来的权威，江泽民以及之后的胡锦涛、习近平的权威来源来自于他们的职务。换言之，这是从个人权威转移到职务权威。新任的领导人通过职位所赋予的权利，人事任命，资源调控等，树立自己的领导威信。因此一旦职位的位置换了新的主人，就会发生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及党内精英派系重组，西瓜靠大边的效应。
权力继承存变数
由于再也不具备那样的特殊历史环境条件下所可以产生的政治强人，江泽民、胡锦涛以及现在的习近平，都是在任上才逐渐积累自己的政绩，因此精英之间的竞争形成了非零和的竞争模式，政治精英合作共治。并且中共强调的“集体领导”以及领导个人分工制，也进一步削弱了个人领导权利过于集中以及过渡膨胀的可能。中共党内权力格局，形成了多人协作共商的共识制。这样的几个因素促使中共的领袖逐渐认可限任制，以及在争上游任内通过制度改革或经济发展来创造个人的政绩。
然而，寇健文也指出，现今只有任期的惯例，尚未形成法规以及核心领导人的推选办法和罢免程序还没有依序完成。中共权力继承的制度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存在著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