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居住的大学校园,在20年前甚至更早毕业的校友们的回忆里,总是和周边的村庄联系在一块儿。出了校门,放眼望去都是青青的菜地,只有很远处在耸立著一处建筑,是无线电厂。过了无线电厂,就是珠江了。端午节的时候,猎德村铿锵的龙舟鼓声就从远远的江面上传过来。校门口的两棵大榕树下面的草坪上,有时候甚至可以看见农夫牵著黑油油的水牛。

一道砖墙把大学校园和校园东头的一带小山隔离开来。山上是属于某个村子的坟地,从我家楼上望过去,隐约可见灰色的一个个墓碑,以及稍微豪华些的广东风格的椅子坟。到了清明节前后,震天的鞭炮声和烧完爆竹的那种怪异的气味就会从小山那边传来。我们的居民楼离那砖墙很近,在疑神疑鬼的童年时代,我最害怕的便是天黑一个人回家。

儿时星期日早晨的懒觉总是被一个类似粤剧花旦的清脆的,尾音拖得长长的女声打断的:“有沙河粉卖(她读作“咪”)……”父母便会问:“早餐要不要吃沙河粉?”这样的时候,我身体里的瞌睡虫自然是被馋虫赶跑了。买回来的新鲜米粉,软软的,热气腾腾的,上锅一蒸,拌上些花生酱、酱油、麻油什么的,就可以吃了。那个时候,除了叫买沙河粉的,还有叫卖自家粽子的。于是,卖粽子的和卖沙河粉的声音就一高一低地交织回荡在居民区。卖粽子的女子声音稍粗,她把她竹篓里的产品都用唱歌一样的腔调展示了一遍:“有……粽……卖……咯……,裹蒸棕豆沙粽鲜肉粽笕水粽……。”马上就可以听到不知哪家的孩子吵著要吃粽子了。

“卖鸡蛋的阿姨”

20多年前的时候,人们对食物普遍还没有“无添加”、“有机”等等的要求和认识,这附近村落上出产的沙河粉和粽子,干净且新鲜,特别是那些包粽子的箬叶,绿绿的透著清香。我想即便是在今天,它们也是受欢迎的。叫卖的女子,总是戴著斗笠,扁担两端挑著箩筐,干净俐落地走在路上。她们走路的时候,扁担就在肩头有节奏地一颠一颠,煞是好看。

有村落的地方自然也有集市。我想起了给我们家送鸡蛋的那位阿姨。这位阿姨是母亲在农贸市场买菜认识的。阿姨每天会穿过这个大学校园,挑著她的扁担和箩筐回她所在的附近的村子。经过我们家的时候,就把卖剩下的鸡蛋卖给我们。

我记得她总是在晚饭时分到。一年四季穿著朴素的衫裤,发型和毛泽东时代海报上的女劳模那样:齐刷刷的短发,头顶挑一个圆发箍。她有一张黝黑的可亲的面孔,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就会柔和的眯起来。我叫她“阿姨”,她叫我“妹妹”,而她也竟也管我妈妈叫“阿姨”,她经过我们窗下的时候,便会轻声用带著乡音的粤语喊:“阿姨啊,我送鸡蛋啊!”阿姨从箩筐里拿出秤杆,一边秤鸡蛋一边和我寒暄,妹妹这样,妹妹那样。她看我很好奇地看著她箩筐里的东西,便从中掏出一大串穿在一起的铁环来:“妹妹你识玩呢的嘛?(妹妹你会玩这些吗?)”我自然是不会玩的,直到长大了才知道那叫做“九连环”,是一种传统的益智游戏。有时候下著大雨,她也会来,厚重的雨帽下面仍然是和善的脸,裤腿挽起来,穿著塑料凉鞋。阿姨小心翼翼的把鸡蛋握在手里,一个一个的轻轻放在我们的篮子里,嘴唇翕动著,她是在数数。“阿姨,呢度30只蛋,一共20蚊。你数数。”她对我母亲说。送完了鸡蛋,阿姨也心满意足地挑著担子走了,路挺滑,雨挺大,我总是想,阿姨住的那个村子离这里远吗?

我们从来没问过阿姨姓什么,“帮衬”了那么多年,提起她,还总是说“卖鸡蛋的阿姨”。前几年在新的农贸市场里又看到阿姨了,还是那个发型,头发有些白,有些发福了。她和儿子已经盘下了一个档口,除了卖鸡蛋,还经营各色南北干货。阿姨站在那些鸡蛋和干货中间,红色灯罩的电灯把脸映出几分喜色:“哎呀,阿姨,好耐唔见!呢个系妹妹?妹妹咁大个女啦!”

我们和阿姨愉快的交谈了很久,也买了不少阿姨档口的货。离开农贸市场以后,我们突然发现,还是忘了问阿姨贵姓。嗯,只要那个档口在,一直都可以看到她!

李萌

澳洲悉尼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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