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爆发，夺走近109条人命，上百万头猪只被迫销毁。疫情初期，猪只病征被误判为猪瘟，人类病例则被误认为日本脑炎（Japanese Encephalitis）。当时防疫措施全力针对蚊媒传播，并大规模接种日本脑炎疫苗，却仍无法阻止疫情蔓延。随著病例激增，部分患者被转诊至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医院，医疗团队发现临床特征与日本脑炎明显不同。正是这一关键疑点，揭示了立百病毒的存在，而当时在马大医院脑神经科的拿督陈忠登医生，成为带领这场病毒发现与研究的核心人物。
“和往年一样，每逢农历新年期间，医院总是格外冷清……”陈忠登回忆。直到大年初九（2月27日），医院接诊了第一宗被诊断为“日本脑炎”的病患。“两天后的星期一，脑炎病患增加到4宗……随后人数持续攀升，到6月总共达94宗。”陈医生说道。这群患者大多是40多岁、身体健康的男性猪农，他们病程迅速发高烧、精神错乱，病情急剧恶化，约有30%的患者在平均10天内不幸去世。
“由于病例主要集中在养猪场附近，最初大家都以为是日本脑炎。”日本脑炎是亚洲最常见的病毒性脑炎，其自然宿主包括猪，而人类通常透过蚊子感染。“起初，我们的重点并不是怀疑新病毒，而是全力救治病患，并尝试找出病因。”陈忠登指出。然而，很快就发现，这些病例与日本脑炎明显不同。首先，它们与蚊子无关，而是与猪密切相关。病例主要出现在立白新村和武吉不兰律（Bukit Pelanduk）一带，当时约有一万名村民，其中6000名为华人、1000名印度人、3000名马来人。“送往马大医院的多是华人患者，而印度患者多送到芙蓉医院，马来人则鲜少病例。”陈忠登反问，如果是蚊子传播的病，病毒不可能只针对特定族群，也不可能只出现在部分村庄。
更关键的是，武吉不兰律与对岸的双溪比力（Sungai Pelek）隔著一条宽约100尺的河。按常理，蚊子可以飞越河流叮咬对岸的居民和猪，但双溪比力却没有病例，进一步证明病原与蚊子无关。当时，卫生局和部分病毒专家因为病人血液中含有日本脑炎抗体（antibody），误以为疫情就是日本脑炎。事实上，这些抗体多数来自先前的疫苗接种，并不能证明新疾病就是日本脑炎。
他续说，当时有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蔡求明医生对疫情持开放态度，他获得主任同意对样本进行病毒培养。“当时我说，如果这真的是日本脑炎，但其流行病学特征不寻常，那可能是不同基因型的日本脑炎病毒。我们可借此进行完整病毒基因组测序。”蔡医生悄悄将病患细胞样本接种到多个细胞系统，直至3月6日出现明显“细胞病变”（Cytopathic）效应，显示这是一种全新病毒。“我整个星期都待在实验室进行各种测试。”随后，这种病毒样本被送至美国疾控中心进一步鉴定。最终，这种新型病毒被命名为立百病毒（Nipah Virus），以立白新村作为疫情爆发重区命名，并且研究的首例病人样本亦来自该村。
陈忠登回想，当时马大医院与距离疫情最近的芙蓉中央医院都挤满感染立百病毒的病患，“医院资源几近极限”。他说，病患护理需整个医疗团队协作，医院增设了加护病房（ICU）、增加呼吸机与护理人员，也延后例行手术，以应付不断增加、需呼吸机支持的病患。由于当时尚不清楚病毒是否会传染给医护人员，团队制定了严格防护措施，防止病毒传播给医护及病患亲属。“后来在孟加拉与印度爆发时，我们才确认人传人的重要性。”
他还分享，马大立白研究团队协助确定大型蝙蝠（pteropus fruit bats）为立百病毒宿主。“这有助于1996年澳洲亨德拉病毒研究，发现病毒由蝙蝠传给马匹，再传给人类。”他们推测，1997至1998年间，厄尔尼诺气候影响蝙蝠离开栖地，飞至霹雳州养猪场附近果树栖息。“蝙蝠吃过的果实掉落地上，猪农喂给猪食用，病毒在猪群间繁殖，最终传给猪农。”
立白病毒的当今认知
近25年来，立百病毒脑炎已被公认为一种死亡率极高的重要脑炎。孟加拉国每年都会发生立百病毒脑炎疫情，而毗邻的印度东部西孟加拉省及西南部喀拉拉省，以及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和新加坡，也曾出现立百病毒疫情。研究发现，蝙蝠是立百病毒的重要宿主。在这些疫情国家的蝙蝠体内，以及泰国和柬埔寨的蝙蝠体内，也检测到了立百病毒的存在。此外，亚洲和非洲的多个国家透过血清检测发现了立百病毒抗体，显示立百病毒在更多地区的存在可能性极高。
立百病毒脑炎多发生在人与动物及蝙蝠接触密切的农村地区，而这些地区医疗资源有限，因此许多病例可能未被诊断，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远高于统计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孟加拉和马来西亚的立百病毒存在少量差异，这反映在病理特征和临床表现上。因此，除了脑部和肺部，立百病毒也可能在其他器官引起严重疾病，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蝙蝠被发现是多种可引起人类疾病的病毒宿主，除了立百病毒和亨德拉病毒之外，还包括冠状病毒、伊波拉（Ebola）病毒以及狂犬病毒，显示蝙蝠在新兴传染病的传播中扮演关键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