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吉隆坡街道上,不难发现一些主要道路其实是以华人人名为路名,除了叶亚来、叶观盛、陈祯禄等史书上较常提及的人物,其他路牌上的人名,你又知道他是谁吗?

“这些路牌上的人,我们只知道他是华人,但不知道他是谁,做过什么,所以我想记录下来,毕竟这些人都曾经为这个社会或华社做出贡献。”今年60岁的蔡立豪是《吉隆坡华人路名地图》的作者,也是花了超过10年时间在做路名研究的文史工作者。

文史工作者蔡立豪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做路名研究,如今终于推出《吉隆坡华人路名地图》。虽然地图以60条吉隆坡路名为题,但他说60条只是保守的算法,实际路名绝对超过60条。
文史工作者蔡立豪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做路名研究,如今终于推出《吉隆坡华人路名地图》。虽然地图以60条吉隆坡路名为题,但他说60条只是保守的算法,实际路名绝对超过60条。

来到蔡立豪的工作室,客厅摆上了一幅几乎占满客厅中央的地图,那是他请印刷厂特别印制的大型地图。他笑说,那是他以400多张截图拼凑而成的地图。“放大打印的话,看不清楚,所以我只能一张张截图。调整到自己要的大小、位置和清晰度后,截图,再拼凑在一起,打印出来才能看得清楚。”除了大型地图,工作室内也摆放了很多份地图,从19世纪、20世纪初到独立前,各个年代的吉隆坡地图,都是他的参考资料。

“透过每个年代的地图对比,可以看到吉隆坡的发展,以及路名的更动。可以看到它最早什么时候出现,或什么时候消失。”他一页页翻开地图解释,最早的华人路名街道位于老街,分别是叶亚来街、澳门街和福建街。叶亚来街是吉隆坡首个以华人命名的街道,最早的资料可追溯至1886年。敦陈祯禄路街(Jalan Tun Tan Cheng Lock)则是老街里出现得较迟的一条路。在1889年的地图上可见,当时原址只是一条小溪,1893年改为往来火车总站及富都(Pudu)的铁道,1919年改为“Foch Avenue”,直至2006年才正式被命名为敦陈祯禄路街。

工作室的客厅地上摆放著一张超大的地图,那是蔡立豪一张张截屏,结合了超过400张截图才完成的大型地图。每每要找一些路,他会从这个大型地图查看。
工作室的客厅地上摆放著一张超大的地图,那是蔡立豪一张张截屏,结合了超过400张截图才完成的大型地图。每每要找一些路,他会从这个大型地图查看。

他笑说,做这项研究最好玩的地方,在于看著路名的变化,譬如尤瑞越路(Yew Swee Guat Street)原本只有一条街,后来在1933年及1938年各别有一条新路以他的姓氏和名字命名,成了如今的尤路(Jalan Yew )及现已更改为帝帝旺沙巷5(Lorong Titiwangsa 5)的瑞越路(Jalan Swee Guat)。他说,道路名称在二战之后,仍然保留著战前的格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在1982年,帝帝旺沙(Titiwangsa)区有许多路名被更改,如今留下的华人路名已不多,其中一个便是陈占梅路(Jalan Chan Chin Mooi)。在这之后,直至1997年,吉隆坡的道路更动不大,与如今的面貌相似。

蔡立豪在访问时拿出了一堆吉隆坡地图,每一份都以年代区分,甚至是将其放大,分部分打印成一张张A4纸,装订在一起。他笑说,这些地图都是他日积月累收集回来的“战绩”,慢慢才形成现在较为完整的资料库。
蔡立豪在访问时拿出了一堆吉隆坡地图,每一份都以年代区分,甚至是将其放大,分部分打印成一张张A4纸,装订在一起。他笑说,这些地图都是他日积月累收集回来的“战绩”,慢慢才形成现在较为完整的资料库。

再三比对资料 确认路牌上的人物

做路名研究,是一条漫长又寂寞的路,很多资料必须靠自己去摸索、探究,再对比各方资料,才能确认。某次蔡立豪受邀为麻坡中化中学编百年图片辑,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启发了他在会馆、学校及社团的刊物著手的念头,从中找到一些资料,确认了一些人物的身份。“在这里确实能找到一些资料,但也有不少资料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无从考究到底是对还是错,只能再对比报刊或国家档案局的资料。”

1960年代“老北塞”风貌,左边称为澳门街,右边则是福建街;分界堤上的钟楼是1937年纪念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庆典所建。插画:黄妙彬
1960年代“老北塞”风貌,左边称为澳门街,右边则是福建街;分界堤上的钟楼是1937年纪念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庆典所建。插画:黄妙彬

蔡立豪主要的资料来源有三种,分别是地图、剪报和刊物。除了比对不同年代的地图,早年的报刊的报导也是他主要的资料来源,包括《益群报》、《新中国报》、《南侨》、《叻报》等。在翻阅旧报刊查看路名资料时,他也找到一些有趣的发现,如方言路名、路名名称不统一等。他指著其中一篇旧剪报问记者,是否知道这里的“老北塞”指的是什么地方?原来这个地方名称是“老巴刹”的另一个称呼,是当地福建人用福建话直接翻译过来的叫法,而那个年代不同籍贯的记者,也会在报道中以自家的方便来称呼一个地方。

不过,这些弹性的报导方式,就大大增添了他做路名资料收集的难度。他笑说,原本自己在一个大型游行活动报道中找到许多路名,以为自己已经成功找到那些路的对应名称,后来才发现不过是空欢喜一场。因记者们会用自家的方言来称呼地名,因此并不准确。譬如节士路其实是Church Street、哥乐路是Cross Street等称呼,皆是粤语音译。

除了地图和剪报,蔡立豪在受邀为母校编辑百年图辑时受到启发,将学校、社团、会馆等刊物纳入资料采集的范围,从中找到不少名人事迹。图为他在做资料收集时的参考刊物,每一本书内都贴有便利贴做资料记号。
除了地图和剪报,蔡立豪在受邀为母校编辑百年图辑时受到启发,将学校、社团、会馆等刊物纳入资料采集的范围,从中找到不少名人事迹。图为他在做资料收集时的参考刊物,每一本书内都贴有便利贴做资料记号。

“卢有水(Law Yew Swee)就是其中一位不容易找的人,当时一度以为路牌上的人不是他。”蔡立豪指出,当时手上的资料都指向卢有水,但后来在翻查一本介绍马来亚20世纪的英文书籍时,发现里面写的事迹与他在中文报看到的似乎毫无关联,让他一度开始怀疑自己的推测是否正确。直至后来找到卢有水被册封为市议员的报导,对照了中英文报刊后,才确认是同一个人。

另一位在研究过程中难以确认的人物便是尤瑞越。蔡立豪表示,当时中文报少有他的资料,后来只能用最传统的方式——天天上网看旧报纸,才找到能对照的人物。“原来是搜索的用词不正确。”他直言,早年各家报刊对他的称呼有各种写法,诸如尤瑞月、尤瑞悦等,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姓名。后来,蔡立豪在某份报刊上找到他刊登女儿结婚请柬的报导,就采用了那张请柬上的名字“尤瑞越”。“在那个年代,刊登结婚资讯很正常,请柬一定是他自己写的,没理由会把自己的名字写错,所以这个名字的准确度相对要高一些。”

对于手上采集的资料有缺漏或自相矛盾的话,蔡立豪会尽量寻找不同语言的报刊来对照,若能对照成功,便证明是此人,若无法找到对应的报道,只能用一些折衷的方式,如从请柬推断尤瑞越的正确名字等。“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对照,但如果对照之后还是错的话,那也只能说是现阶段的资料太有限。”

在采集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在卢有水路(Jalan Law Yew Swee)路牌在2011年的名称正确,但时隔10年后,则变成错误的写法,卢姓从“Law”变成“Low”。
在采集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在卢有水路(Jalan Law Yew Swee)路牌在2011年的名称正确,但时隔10年后,则变成错误的写法,卢姓从“Law”变成“Low”。

断成两截的路牌 迫使加快研究速度

“以前我曾在老街(茨厂街)住过一阵子,活动范围都在那里,看到了几条华人路名。当时我是做销售的,经常到处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路名上的名称分明是华人的名字,但我不懂他是谁,也找不到对应的人。”从那时候起,蔡立豪便开始做路名研究,利用自己工馀时间进行各种资料收集,但进度稍微缓慢。

看到这短程两截的路牌,让蔡立豪意识到未来充满变数,一个不小心路牌可能就消失了,必须加快脚步。
看到这短程两截的路牌,让蔡立豪意识到未来充满变数,一个不小心路牌可能就消失了,必须加快脚步。

刚开始,他是为了兴趣而做,直至看见位于新街场(Sungai Besi)的张郁才路(Jalan Cheong Yoke Choy)路牌被拆除,让他更笃定自己要做这件事,投入去做这件事。当时,他为了收集教育家张郁才的资料,发现其路牌设立在封闭的社区中,于是过去探路。“那里被发展,原本的张郁才路被拆除,可能是路牌太长了,为了要方便之后来收取垃圾,所以工人将它给折断。”他在被围起来的发展现场里寻找路牌,苦寻不得,后来才在沟渠旁发现其踪影,但已断成两截。拿著这两块路牌,他心里一时感触万分,认为自己应该做点事情,来记录这些路牌上的人物。“这个事故也让我意识到,不能再拖了,在收集资料的过程其实有很多未知的变数,不知何时哪些路牌又会消失,必须加快脚步才行。”

“这些资料一直都存在,问题是要如何去将它给“找”出来,用什么方式才能找到,才是关键。”蔡立豪认为,做这样的研究不容易,没有明确的资料,只能慢慢摸索。
“这些资料一直都存在,问题是要如何去将它给“找”出来,用什么方式才能找到,才是关键。”蔡立豪认为,做这样的研究不容易,没有明确的资料,只能慢慢摸索。

盼抛砖引玉 让路名书籍更完善

“我今年已经60岁,不知还能做多久,如今是在跟时间赛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从2009年开始做路名研究,13年过去,蔡立豪才刚推出第一份研究成果——《吉隆坡华人路名》,接下来还会推出另一份《吉隆坡人文探索地图》以及《吉隆坡华人街名》书籍。询及会否计划出修订版,或第二、第三册,他则表示,目前会专注在接下来的地图与书籍,其馀的就交由时间去决定。

“坦白说,现在这份地图只是一个开始,还不够完整,我希望做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能让那些名人的后代看到,提供更多关于这些人的资料和照片。”他毫不避讳地说,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希望以70岁作为一个界限,完成整个路名研究。目前,他还在撰写路名相关书籍,若是能得到这些人物的后代主动联系或提供资讯,将使这本书的内容更丰富一些。

透过这些路名,可以回溯早年吉隆坡从英殖民时期到现在的发展,了解这些当初为吉隆坡及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各个华人。虽说如今市政局不会轻易为一些道路改名,尤其是金融区或政楼区等,更名需要付出庞大的社会成本,但也不排除未来会发生的可能性。他希望这本书能给人们对吉隆坡这个地方多一点的了解,将路牌上的人物科普给大众知道,才能一起守护这些华人路名,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否则,若是有一天,你住的那条路必须更名,你想力争保留这个华人路名,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不是很可惜吗?”

目前,他正在筹备下一份地图以及书籍,但这类研究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才能让他无后顾之忧地投入研究中。有意支持的民众可透过马新.我们的故事面子书洽谈支持方式。

 

郑宇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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