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透过经济学改变这个世界。”今年39岁的王婉凤是经济学博士，目前于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担任助理教授，她同时也是孙达拉姆进纪念奖项（Sundaran Memorial Prize）最年轻马来西亚研究人员（2018-2019）的得奖者。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当经济学家，我以为自己会当医生或工程师。”她坦言，自小成绩不俗，特别热爱数学和物理。直到她有机会到位于联合世界学院（United World College）升学，然后再到美国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进修，透过接触国际化的人事物，才让她意识到经济学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她分享，联合世界学院是一个国际性教育组织，旨在通过教育、共创和平及永续的未来。“联合世界学院学生追求的不只是成绩或大学取录，而是自己可以如何影响世界。”她续说，求学期间，他们积极于参与社区支援活动。“每周我们都会到寡妇院帮忙当地的寡妇做家务等等。”
她续说，在印度文化，一旦丈夫去世，妻子就会立刻被送到当地的寡妇之家，终生被剥夺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她们的身体不能与正常人触碰，连影子都不能碰到，否则就被视为不吉利。依照印度的宗教观念，寡妇的命运只有3种：嫁给亡夫的兄弟、随亡夫一起火化或在寡妇院度过馀生。
王婉凤续说，虽然在当今印度，寡妇随亡夫一起火化的事已不多见，然而身体和精神上的枷锁还普遍存在著，她们除了受到歧视之外，还要遵守一堆苛刻的规矩。她分享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随团的同学帮一位老妇人的手绘画海娜纹身，原以为只是漂亮之用，殊不知，背后其实藏著一个让人辛酸的故事。“原来老妇人的丈夫去世后，被家人赶出门，她在街上流浪许多才被收留到寡妇之家。”因为长时间没有洗澡，手部受到细菌感染，海娜纹身除了“遮丑”，也有治疗伤口之用。
针对印度女性的悲惨现况，王婉凤说，换作现在的自己，她或许不会再去寡妇之家做家务，而是会通过经济角度方面给予帮忙。“每周到寡妇之家做家务只是治标不治本。”她认为，印度女性的地位之所以那么低，主要是因为教育水平较低，没有自主的经济能力，只能依靠男人。
从经济角度来看，鼓励女性就业，为女性提供多条与经济生产活动的渠道，同时还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技术培训，进而让女性越来越独立，自力更生，一步步改变家庭经济来源的结构框架，降低女性对男性的过度依赖，逐渐提高社会地位。
至于自己接下来最想达到的目标，她说，在经济角度，常会强调蓬勃的国家发展、经济昌盛等等，但也少不了帮助人民。“从前俄亥俄州是很多汽车品牌的生产地，但这几年开始陆续办到其他地方包括墨西哥等等，进而导致很多俄亥俄州人民掀起失业潮。”
她解释，因为这50至60岁的中年人很多时候无法“转变”，包括无法移居到其他地方或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针对这点，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解决方案。”很多人会认为50至60岁已到了退休年龄，对国家的经济效益已经失去价值，但王婉凤不怎么认为，她说，随著高龄化社会的到来，50至60岁只是属于“中年”而非“老年”，倘若国家愿意为他们提供机会，除了让他们拥有经济能力之外，更能减轻国家的负担。
女经济学家为什么那么少？
王婉凤坦言，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非常多，除了透过经济学改变世界之外，她更希望改变经济领域现有男女失衡现象。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导，美国前联准会（Fed）主席叶伦于197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经济博士班时，她是24名毕业生中唯一的女性；而当她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任教时，她和另一名女经济学家麦卡洛克（Rachel McCulloch）是哈佛经济系唯二的女性教授。
2018年4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网发布了题为《女经济学家都去哪了？》（Where are all the Female Economists ?）文章主张，由于经济学逐渐成为备具影响力的学科，而且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经济学界才需要更多来自女性的意见（而并非只有男性发言），方能更全面地诠释经济学这门学科。
然而文章却发现，在英美两国选修经济学的女性正在逐年下降。针对这点，王婉凤不否认，她同时表示，自己也是校内唯一一个亚洲脸孔的经济学博士。“根据观察，很多女性会修读经济学，但就不会到博士等级。”她分享，自己当初也只是大学文凭毕业，但在研究所里，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是博士学位，所以根本没有人愿意听到她的意见和想法。
有鉴于此，王婉凤召集了6位其他学校的女性经济学家一起举办女性国际经济学会议，今年已经来到了第四届。“我们发现有时并非是女性不喜欢经济，而是经济领域以男性为主，所以女性不敢进入。”王婉凤认为，希望借由女性经济学家团体吸引更多女性加入。而为什么男女比例失衡会引起学术界甚至社会的关注？在人人都能受教育的情况底下，教育所能带来的创造力往往都大于人们的想像，也因为如此，学术界不仅仅需要男性的声音，更需要的是女性的意见，在集思广益之下才能完善经济学这一门科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