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周，我国和美国不约而同的调高了政府的债务上限。我国是两年内第二度调高债务上限，由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调高至65%。在去年8月时，国会也批准将国债上限从55％上调至60％。
美国的债务上限调整，却因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斗争，只取得短暂协议，债务上限上调至4800亿美元／1.99兆令吉，同时只将期限延长至12月3日。这虽避免了迫在眉睫的违约风险，以及随之引发的市场动荡，但僵局依然未解，也为接下来2个月后两党博弈及市场波动埋下了伏笔。
在疫情下，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各国政府纷纷印钞或举债，推出各项振兴经济措施，如派钱、减税，补贴工资，甚至大搞基建计划，进而也让各国债务大幅飙升。
在我国，为了应对疫情和经济挑战，政府自2020年以来，共推出了8项经济振兴和援助配套，总额高达5300亿令吉，这相等于政府今年估计收入2369亿令吉的两倍多。因此，唯有提高法定债务限额，才能合法的开展如此庞大的开销。
世界银行就指出，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债务也大幅上升，在2020年创下高峰，达到创纪录的8600亿美元／3.59兆令吉。国际金融研究协会（IIF）日前报告也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全球债务总额就达到296兆美元／1231兆令吉的新高。
欠债还钱 百姓承担
政府举债振兴经济，扶持人民生计，表面上缓和了疫情黑天鹅的冲击，但飙升的巨额债务却可能形成灰犀牛迎面而来。毕竟，欠债是要还钱的，而这些债务，最终是要由老百姓来承担的。因为，政府用于还债的收入，也就是老百姓缴的税。因此，国债从另一个角度言，就是未来的税，国债愈高，也意味著日后民众要承担的税愈高。
此外，国家的债务越高，也表示政府的利息支出会不断增加，更多的税收将用来支付利息，进而压抑发展的开销，压缩增长和税收，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让国家陷入债务的无底洞。
2009年的欧债危机就是因为南欧诸国赤字恶化，而增长萎缩下引爆的信贷危机。源头之一的希腊，当年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就高达113％，导致政府负担不起庞大的利息，国家陷入财政危机，也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不安。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的巨额债务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有许多隐藏或潜在债务，如政府或官联公司的担保项目，或通过特定方式的举债，是没归类为国债的。因此，债务狂升的威胁可能远大于我们的想像。这也反映了新冠疫情虽然缓和，但全球经济依然还没走出暴风眼，若各国对狂飙的债务处理不当，很可能会酝酿成席卷全球的危机。
《东方日报》副新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