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极端主义无疑是近年来国际政局上最棘手的难题。近期的法国枪杀案，加上“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近期多次以残暴手段杀害平民与外国人质，无不引起举世公愤。在一片谴责声浪中，有人归咎于伊斯兰教教义本身，惟也不乏为之辩护者，认为暴行只是一小撮狂热分子所为。
实际上，若我们还不太善忘，这种非我族类必诛的心态，对我们来说何尝陌生。历史信手拈来，无论是二战期间的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或是稍晚一点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期间所掀起的腥风血雨，其惨烈程度又何曾亚于此。
最近阅毕美国社会哲学家埃里克·霍弗所著的《狂热分子》一书，用以观照当今局势，深觉仍有警世作用。作者剖析了各种群众运动中的狂热现象，在他看来，尽管宗教狂热分子、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等之间的主张各异，在某些本质上却有惊人的雷同。无论是意识形态或宗教，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领导人各各声称己方掌握世界真理，并号召信徒打破可厌的现状，迈向许诺中的理想世界。
是什么原因，使许多伊斯兰狂热分子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也无惧于与敌人同归于尽？是什么原因，促使民主国家的子民，投奔一个专制保守的政体，献身杀戮的事业？一般人会归咎于“洗脑”的结果。但霍弗从心里层面分析，最有潜力成为狂热分子的，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失意的畸零人。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无可救药，因而渴望透过某种惊心动魄的集体事业，去掩埋自己已经败坏和了无意义的自我。在集体运动中，他们将获得新的身份，为生命找到新的价值。
“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失意者则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霍弗总结道。回顾一战后，首次落实民主共和政体的德国经济萧条，失业率高企，为纳粹主义的萌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希特勒强势崛起后，失意的德国人热切地投向了独裁者的怀抱。如今类似的乱象在伊拉克重演，为“民主体制万能”的迷思敲响了警钟。
霍弗还说，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唯有创造出一个敌人，敌忾同仇，才能促使信徒们团结一致。这也注定了集体运动免不了一定程度的暴虐性质。另一方面，在组织名义下行事的信徒，也得以著逃避自由与责任，把个人的行为归咎为组织的意志，这使得信徒们在群众运动中，获得了“干下流勾当的权利”。
回看当今时局，可以反思，宗教极端主义横行，究竟是如政治学者所说的，是一种新兴的文明冲突现象，还是过去的历史一再循环？若去掉历史脉络，不去探究促成狂热主义兴起的背景与社会心理因素，仅把所有责任全推给单一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只会见树不见林。在人类理性神话破灭的今天，唯有谨记历史教训，正视人性的弱点，才有助于警惕类似的悲剧一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