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击及遏阻“伊拉克及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恐怖主义在国内扩张，我国政府周三在国会提呈《面对ISIL威胁》白皮书，更声明将拟定新法令和加强现有法令，打击国内的恐怖活动和对付参与恐怖或武装活动的大马人民。
紧接著，在周四的巫统大会上，首相兼巫统主席拿督斯里纳吉也宣布保留备受争议的煽动法令。
然而，对抗ISIL及类似极端思想的组织，是一场不可能单靠律法来解决的持久战。同时，许多研究及报告已指出，这些恐怖分子或组织，之所以可以横行壮大，脱离不了孕育其成长的极权、不民主的社会结构。因此，ISIL的残暴、不人道行为，应受到谴责，但也不要忘了制造滋生、孕育这类恐怖组织、暴力行为环境的个人或组织，比ISIL好不了多少。
放在本国的脉络下，我们就不能不省视，一些政党或领袖的思维、言论与行为，是否也是推波助澜，为国内外伊斯兰极端狂热分子，提供了扩展的土地及养分？
譬如巫统大会上，一些代表把伊斯兰教、穆斯林或马来人的落后及贫穷，归咎于非穆斯林∕非伊教，制造马来人∕伊教受威胁的猎巫行为或言论，甚至妖魔化“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把这些普世观念视为一种罪恶或敌人，视为是导致社会落后或腐败的因素，不只鼓动族群的仇外情绪，也压制多元社会内部不同意见的表达及交流。
这种排他式的言行，也无法回避穆斯林社会更深层的结构问题，如一个57年来，不曾失去过中央执政权，掌握著政治及经济资源的执政党，如果不是本身的执政无方或腐败，为何会一直让穆斯林∕马来人陷于贫穷∕落后的困境？然而，这种仇外排他的言行，不只会激化社会内部的矛盾，也为暴力行为埋下种子。
尤其人们更应关注，反恐法令下的反恐、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定义如何诠解？这过程又会否如过去备受争议的内安法令、煽动法令般，沦为掌权者对付异议的工具？诚如美国著名异议分子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言，国家以反恐之名，合理化国家暴力的行动，才是最大的恐怖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