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7日讯）财政部副部长刘镇东指出，当前东盟与亚洲多国正处于“危脆性”（precarity）加剧的时代，危机过后的关键，在于透过“团结互助”与“社会市场”模式，重建更具韧性的社会。
刘镇东日前出席南洋理工大学举办的“亚洲的抗争者与动荡”研讨会发表谈话，并于社媒撰文指出，近年包括斯里兰卡、孟加拉与印尼等地的抗争浪潮，反映Z世代对就业、薪资、社会流动与公平正义的深层不满，而这些问题正是推动社会动荡的核心动力。
“Z世代的抗争，归根结底关乎就业、薪资、社会向上流动以及追求正义。这些相对年轻的东盟社会在关注Z世代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廿年以后，东盟同样将步入老龄社会。”
“东盟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大部分人民处于经济危脆或不稳定状态。危脆性并非东盟或亚洲独有，而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也是半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盛行的可预见后果。它带来经济焦虑与不安全感，并在经济危机时集中爆发，正如我们当前所经历的窘境。”
他分析，全球危机往往透过“蝴蝶效应”在亚洲引爆政治震荡，并以1970年代石油危机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为例，说明外部冲击如何最终演变为区域抗议与政权更替。
谈及动荡后的治理挑战，他提出三大关键，其一，抗争者所选择的动员议题，将长期影响社会走向。
“种族、宗教或区域等身份认同虽然容易动员，但往往会撕裂社会，留下永久创伤。一旦挑起新的冲突，后动荡社会将轻易地被再度激化，而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其二，取得政权后须建立广泛社会联盟与稳定政局，避免改革失序。
“在没有先建立公众支持与更广泛的社会联盟下，不宜仓促冒进。历史上不乏革命者或者抗争者在执政后未能治理国家、最终被历史遗弃的例证。”
“在执政过程中，关键在于建立社会联盟，使官僚体系接受并落实治理议程；治理必须面向全体社会，而非服务特定利益群体；至少要维持政局稳定，避免政府分崩离析。”
其三，政府不能只聚焦反贪腐，而须提出完整经济与社会政策，包括创造就业、提升薪资及促进向上流动。
“后动荡政府将治理重点摆在反贪腐看似顺理成章，因为旧有政权腐败很可能正好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主因。”
“但随著时间推移，这些举措所带来的政治回报逐步递减。”
“任何进步政府都必须制定清晰的政策议程，创造就业、提高工资，并确保社会向上流动。这些都是Z世代最为关切的议题。就业必须建立在同步推进经济增长与分配更公平的基础上，而增长本身无疑是必要前提。”
此外，刘镇东提出“社会市场”概念，主张在公共财供给上引入适度市场机制，在政府引导下让私人资本参与房屋、交通、医疗与教育等领域，同时确保价格可负担，以减轻中产阶级压力。
他总结，随著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升高，东盟国家必须提前部署，以更完整的治理与改革蓝图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一轮动荡，并在危机之后推动制度性重建。
“总而言之，随著西亚冲突持续发展，东盟与亚洲社会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可能触发的动荡。”
“更为重要的是，领袖与有抱负的领袖应当提前准备更为稳健的治理与改革议程，在危机之后，通过团结互助与社会市场，推动社会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