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是近年来中国官方的重要政策主张之一，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重大期待。之所以，主因之一在于越来越多国家认为中国内需不足，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因之一，要纠正这个失衡就得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著手。
主流的看法是，从供给面看中国应减少储蓄与生产；从需求面言，进口国特别是美国则应提高储蓄与减少超前消费。只有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著手才可能本标并治地解决这个失衡课题。
说起来，内需不足也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东亚经济体特别是台湾与韩国的一贯特色，如最近《经济学人》刊物便提到台韩等经济体的居民（私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过低（约40％）。《经济学人》还说长期以来台湾便有刻意压低新台币汇率，以便促进出口的“台湾病”（Taiwan Disease）。其实，东亚经济体一贯被视为是重出口轻进口的重商主义经济体。这与他们所走的外向（出口）型经济发展战略有关。
一国经济要发展起来，基本上有两大发展战略，一是进口替代战略，如多数南美洲国家如巴西便是常被引用的活例；另一个是出口取向战略，即东亚各经济体一贯用的发展战略。从成果来看，出口取向战略比进口替代取得的成就更为突出。
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言，由于初始阶段缺乏资本，技术，人材与需求（市场规模）；若仅靠本国市场就不易快速发展起来；只有借用外资与外需（出口）才可能借力使力高速增长，如1950-70年代的日本或1960-80年代的台湾、韩国、新加坡等。
与此同时，要加速出口，也必须得加速资本积累与投资才可能发动起由投资与出口带动的高速增长。为此，东亚经济体便不约而同地采取金融压抑的手段，即刻意压抑国内消费以便积储蓄，用这些储蓄与赚来的外汇投资于生产性设施，如生产设备与基础建设才可能使高速增长与产业升级成可持续。
日台韩新等便是靠这些战略升级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则有样学样照搬这个东亚模式而崛起，只是要走这样的路线也得有匹配的国内条件，如有利的时代红利、历史条件与政治稳定所给予的政策一贯性。1960-80年代的日台韩与1980年代后的中国或1990年代后的越南，便享有这个有利的内外条件。
反观缺乏这些内外条件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等便无法取得东亚式升级。
就中国情况言，在1950-70年代，中国的年均增长率只有约3％；只有在1980年代后，由于改走改革开放路线与外向型发展战略，才取得惊人的高速增长。但进入2015年后，也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近年来，中国年均增长率也只能维持约5％。说起来进入21世纪后，大马也从高速增长走入中速增长。
伸言之，如日台韩一样，高速增长也只是阶段性的，而非持久性的，世上没有永久的高速增长，因此对中国而言，从投资与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是历史的必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规模的大经济体更是如此。毕竟，中国规模巨大，不可能像新台这样的小经济体那样长期保有低内需的战略。
说起来，早在1998年东亚金融货币危机后，中国便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主张进入21世纪后也不断强调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只是力度总是不足，只有在足够强大的外来力量下，才可能从偏重投资与出口，转向扩大内需。
从经济规律来看，基本上越是发达与越是落后的国家，其居民消费在GDP占比越高，如美国与巴基斯坦，其居民消费均占到GDP的60％以上。落后国之所以居民消费占比高（如印度、菲律宾等）是因为居民收入低，人民一般也缺乏储蓄收入，只能花在日常生活中必需品。
根本要求是得提高一般人民的可支配收入；只是要提高人民的可支配收入谈何容易，这涉及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其可持续性；搞好收入与财富合理分配，提供较完善的公共服务或社会福利等，这还涉及了国际条件。如1960-90年代全球化时期，较有快速增长与产业升级的机会，如今这个历史条件正在收缩，特别是美欧发达国已日趋保护主义，不愿意对落后国大方地开放其市场。从历史环境的角度言，时代红利已不在。
对中国而言，国际环境将日趋严峻，外加上人口快速老化，未富先老，公债趋高，人工智能的普及化（减少就业机会），房地产崩盘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要扩大内需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至于发达国家如欧美起点高，历经长期发展后已不能再靠高投资来驱动长期的高速增长，而且人民也不能持久接受金融压抑手段。此外，在高福利的发达国，公共消费占比也偏高，通常可高达20％或以上，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消费也多在20％以下，落后国甚至可能低至约10％，因为政府无钱，要如何才能提高居民消费在GDP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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