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朝河：大马九龙城寨的照妖镜

最近，一名马来电台主持人的影片爆红。在乌鲁冷岳的偏乡，一栋层层加盖的建筑物，锌板、砖墙、水管与电线彼此纠缠，违反建筑学与常识，看似大马版的“九龙城寨”。

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里头藏著一个据说已长达十年的罗兴亚人聚居村落。

脑海立即想到一个熟悉的画面。

穿梭在吉隆坡市中心街头时，不时会看到一些罗兴亚人坐著乞讨，有些甚至会在红灯亮起时，走到车窗旁伸手要钱，成了这座繁华城市另一种难以忽视的风景。

无论是村庄或市中心，看似毫无关联，却共同拼凑出大马目前最大的治理困境，不仅是难民的“容身之处”问题，还包括大马社会内部的承担能力界限。

若一个非法聚落能够存在十年，意味著除了土地外，还需要水、电、建材、物流等多方配合。而这种存在的默契，意味著早已是长期游走在制度的灰色地带。

为何这一切可以合理存在那么久？很多网民愤怒质疑。

尤其眼前的生活环境变得艰难，当柴油补贴改革，电费调整，生活成本上升，许多家庭都开始精打细算时，看到这个新闻，不少人自然会产生一种心理落差——我们努力遵守制度，缴纳税务，并承受通膨的压力，但为何还有人透过制度漏洞，分享著原本属于公共资源的一部分？

这种情绪并非完全来自排外，严格来说，更像是公平感的流失。

更大的问题在于，目前相关部分的做法始终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今天拆一个聚落，但明天另一个地方又冒出来；驱赶一群乞讨者，但过几天这些人又回到街头。十年来不断重复相同剧本，证明问题并非执法不足，而是诱因没有改变。

只要有人愿意把土地租出去，帮助非法接驳水电，甚至从廉价黑工或行乞产业中获利，这条利益链就会自己长出新的聚落。

真正需要调查的，是背后的藏镜人。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另一个现实，即国内已有数量庞大的罗兴亚难民，单纯喊著“全部遣返”很容易，真正执行却涉及国际法、人道责任以及来源国政治，远比一句口号复杂。

当他们不是合法居民，无法正常工作，只能长期停留在法律真空地带，有些为了生存，只能够流入地下劳动市场，或沦为乞讨集团利用的工具。当政府视而不见、人民看不惯、这些人也看不到未来时，意味著结果是“三输”。

真正值得讨论的，并非单纯拆除非法村落，而是如何拆除让非法村落不断诞生的制度。

本地利益网络

政府当然必须严查地主、打击非法接驳水电、追究涉及包庇的官员责任。若没有本地利益网络，再多的聚落也难以形成。此外，也应思考是否能在严格管控下，与联合国难民署重新建立更完整的资料对接机制，把部分符合条件的人力，引导至长期缺工的特定产业。

在这大前提下，政府不能随便给予公民权，也不能再鼓励非法移民，而是必须在安全与人道之间寻找一种现实的管理方式。与其让地下经济继续滋长，不如把无法消失的人口纳入可监督管理，最终可课税的体系。

毕竟，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并非来自新闻曝光后拆掉多少锌板，而是未来能否让下一座“九龙城寨”没有诞生的机会。

当国家进入经济转型期，财政空间愈来愈有限，每分公共资源都变得珍贵。真正需要修补的，就是之前制度留下的裂缝。毕竟，若裂缝若一直存在，就能照见地方治理的漏洞、利益链的盘根错节，以及人民对公平分配公共资源的焦虑。

那就算再高的围墙，也终究挡不住下一个秘密村庄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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