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代，从茂密森林到草原的部落之间，因争夺猎物和果实采集等生存资源的占有权而引起的杀戮血债纠纷，常常导致血亲复仇的事例屡见不鲜。这类血亲复仇现象迄今仍然发生在新几内亚的森林深处和二战前台湾深山的原住民部落之间。
如果说部落间的血亲复仇是出于人类本能的集体生存自卫意识，复仇和记仇文化的渊源就更为复杂多样，因为它不但受人伦道德传统的影响，也受社会因法理对犯罪人的追究和惩处的司法不公，人们因而不顾法律而自行承担解决仇恨的行为。
中国人强烈复仇心理根源
本文重点是探索传统中国社会，因封建朝廷长期缺乏法治和司法公正机制，县官因普遍薪酬微薄而必须拉拢权贵撑腰做后台，以及依赖地主和商人的财政支援来维持体面生活和地位，因而经常违背良心只顾拿钱为人消灾，处理案子黑白不分、助纣为虐，导致受害人复仇心理特强的根源。这种复仇心理世代相传，迄今依然强烈。
复仇除了出于对抗司法不公的心理反应，它还深受中国传统的孝义忠伦理道德的影响。在古代中国，由于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为冤死亲人提出法律伸诉，出于孝道，孝子亲自报杀父之仇，特别杀的是世人眼中的恶霸和不得民心的强人，这经常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也可能得到官府的宽大处理。中国野史传记中此类案列屡见不鲜，成了中国文化中一个颇为重要的道德概念情节。
发生在1800年前的赵娥复仇而被判杀人无罪，可说是典型案例。赵娥是东汉时期甘肃酒泉的女子，其父赵君安，被豪强李寿杀害。赵娥有三个弟弟，都死于瘟疫，而赵娥却坚决抱有复仇之心。一天李寿骑马出行，被持刀赵娥望见，两人相斗，而李寿最终为赵娥所杀。依当时法律，凡复仇而杀人者，要处死刑。赵娥投案自首，县长尹嘉敬佩赵娥的孝道与勇气，不给赵娥判罪，示意赵娥逃走，而县长尹嘉也辞官出走，因他深知自己放纵杀人犯逃走，也罪所难免。赵娥报仇的核心理念是孝，自西汉汉武帝采用儒术忠孝仁义治国之后，孝道与法家的司法制度逐步建立紧密关系，对社会影响深远。
因为孝道而为亲人报仇，也是封建皇帝采取灭人三族到九族的严厉手段，目的是把复仇机率降到最小化，并且取得对百姓的威吓效果，使人不敢以身试法谋图叛逆朝廷，连累家族而被扣上不忠不孝之名。东汉末年曹操拥兵自重，挟天子而令诸侯。因汉献帝的董姓外戚蓄谋推倒他，案发失败后曹操除了诛杀董氏和参与者各族之外，还不肯放过皇后董氏。汉献帝向曹操求情说，“看在董氏已怀孕在身，等产下婴儿再说吧”。曹操一听，更是火上浇油，怼了一句：“是不是想产下孩子，以后替她报仇？”。董氏也因曹操恐惧皇后产下孩子，长大后为尽孝道为母报仇而被杀。
另一复仇或代人复仇是出于“义”。这一类复仇与买凶杀人或严惩仇家截然不同。出于传统中国人的“义气”，复仇者甚至可以义愤弥天，甘愿认罪伏法。但由于代表公家的官府也可能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虽然正规执法与义气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官府往往有可能不肯将罪犯绳之以法，或者只是采用轻判了事。
在执法的实践上，虽然法律设定了道德规范的底线，但在考虑“义”是道德规范美德的同时，司法判决却可能不依法律为标准，因为引导这一判决的规范，执法者选择了法从属于义，让法网网开一面。水浒传里的武松痛打蒋门神的一节，起因是蒋门神霸占了施恩开设的快活林酒店。武松为施恩打抱不平，暴打蒋门神属为人行使义气鼎然的表现。
然而，以今天法治社会的标准来说，武松行使的义是道义，而非正义。道义和正义的区别在于，道义偏重于个人内在的道德准则、良心和行为规范，而正义则更偏向于社会制度和法律，遵守司法的公平评判和公正性。纵使道义和正义这两者都追求公平和公正，但道义的主观性较强，还可能带有江湖气息或亲情的非理性成分，道义不正时可能导致正义缺失的不良后果。
反之，正义的客观性比较高，社会共同认可率也较高。它尊重法治精神，并依赖法律与制度来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正义更多关注社会整体结构及公共利益的公平。武松暴打蒋门神是道义的体现，他之所以不遵循正义措施和正规法律途径，自然与他当代生活在还是非法治、主要靠伦理道德和良心约束个人行为的北宋时代。
日本侵华与中国人的仇日
从微观的个人和家族间对仇恨进行报复，我们进而可以引伸到宏观的国家之间对仇恨的报复，而国家之间的记恨和报复行为又可能在国家机器利用传统伦理道德理念及宣传运作下，使民众备受影响。通常大型国际间持久性战争是营造仇恨的根源，尤其是较弱而又大批人口受害的被侵略方。
上世纪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曾经是一场人类大浩劫。据估计，死于战争与跟战争引起的相关因素，如饥馑、医疗短缺、传染病、囚禁和直接屠杀等的人约为7000万。综合中国官方数据和研究，日本侵华战争和日军的残酷行为给中国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造成中国军民伤亡总数估计在1500万至3500万之间，其中平民伤亡占据了大多数，而军人伤亡约达数百万人。
针对中国军民的伤亡人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估计。从1947年国民政府估计的伤亡约1200万人，上升到1995年中日关系比较恶劣时，中国列出的伤亡人数为3500万，其中死亡占1800万，相信这1800万包括了1942年河南大旱引发饥荒而死亡的300多万人以及其他非沦陷区各种原因的非正常死亡，因为战争导致救援无力灾情扩大所造成。
二战结束虽已历经3代80年，但基于中国的国际外交与日本属非结盟关系，而日本又与中国的最大竞争对手美国结有军事盟约，再加上中国一般人还含有对仇恨的传统伦理思维，而这对日本的民族仇恨又深受国家机器的操纵，特别是在一党专政宣传机器的控制下，这对一般老百姓的影响是深重巨大的。
对一个狭隘又复仇心重的传统中国人来说，复仇既是忠于国家，又是尽了复仇含有的“义”，使蒙冤被杀的亲人和同胞能“含笑于九泉之下”。但这样的思维是落伍的、非正义的。它不但不符合现今的国际法，更是对当年侵华日军的后人和无辜的日本老百姓的不公平。冤冤相报何时了？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里说的忠指的是对义务严于律己，并以高标准对义务负责，而恕指的是在自己处于可以对他人造成伤害地位时，要宽以待人，而非纵容自己作出道德上的错误行动。在国际关系间，人们应该谨记的是如何和平相处，阻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以及中国必须和平发展，而非和平崛起，因为崛起本就含有军事扩张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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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大学学院客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