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有个著名的笑话:
美国人对苏联人说:“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我可以站在白宫门口臭骂美国总统,也不会受到对付。”
苏联人不甘示弱:“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同样可以站在克里姆林宫门口,臭骂美国总统,一样不会受到对付。”
别小看这则笑话,它基本上为“言论自由”,定下一个简单的标准:能痛骂国家领导,就是有言论自由;反之,就是没有。
旧冷战结束,新冷战开启,很多天真烂漫的反中网民,在社媒上与人辩论,最爱说:“我敢骂特朗普总统,也不会有事。你试下骂习近平看看?”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似乎快结束了。
刚在过去的两个月,特朗普连续以诽谤为名,分别起诉华尔街日报(索偿100亿美元/422亿令吉),以及纽约时报(索偿150亿美元/633亿令吉,暂时被法官驳回)。这样的金额,远远超过这两家报纸的净值,若是索赔成功,估计他们都会被迫关门大吉。
7月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News)就特朗普早前的诉讼达成和解,代价是1500万美元/6330万令吉的赔偿。
去年12月,美国广播公司(ABC)也在特朗普的诉讼案中,选择赔偿1600万美元/6752万令吉了事。但事情还没完,因为查理·柯克遇刺事件,ABC的深夜脱口秀主持吉米·坎摩尔受到猛烈抨击,结果节目被迫下架。六天后,ABC决定恢复播出,惹得特朗普震怒,恫言再度起诉他们。
这类脱口秀深受美国观众欢迎,因为主持人擅长以挖苦嘲讽的方式,批评政客与知名人士,让观众捧腹大笑之馀,仿佛发泄了一口闷气——虽然节目结束后,什么都改变不了。
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被视为立法、行政及司法以外的“第四权”,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的一部分。过去,著名的“麦卡锡主义”及“水门事件”,都是因为一群富有正义感的媒体工作者,愿意冒著极大风险,揭穿政客们的黑暗面目。70年代的尼克松总统过后,就没有哪位总统敢得罪媒体,遑论起诉他们。
然而,特朗普显然在试图打破这个规律,他甚至公开放话:那些故意丑化我的电视台,都应该被吊销执照!不仅如此,这位睚眦必报的总统,已经对政敌展开报复,包括动用司法部起诉前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科米及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 。
事实上,柯克之死犹如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只要你曾发表有辱柯克的言论,或者歌颂柯克的事迹,就会被敌对阵营网络追杀,许多民众因此被人肉搜索,就职公司亦遭牵扯,最终被迫失去工作,这种“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已成了另一个美国病态,恰恰是对言论自由的啪啪打脸。
在自媒体泛滥的时代,言论自由已成了“言论不应被管控”的最佳借口。许多人以自由之名,散播假消息、假视频,在网络肆意诬蔑、霸凌他人等等。大马就有不堪网民霸凌而轻生的案例,而霸凌者仅仅受到微不足道的罚款。
所有的自由,都应附带一个“责任”,西方社会过于强调个人自由主义,却大大忽略了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上责任。那些嘲讽中国没有臭骂国家领导自由的人,可以试试到大马皇宫门口痛骂元首,或者到泰国皇宫痛骂泰皇,之后就知道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
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多年来一直是东方世界所向往,但如今以美国为主的“民主灯塔”,却开始摇摇欲坠,白宫摆明车马是专为超级富豪服务,老百姓的死活根本不放在总统的心上。死在枪下的美国人每年超过4万人,在特朗普眼里,加起来的份量也比不上一个柯克。
所以,如果你还天真的以为,站在白宫外墙痛骂美国总统能够改变什么,那就要抓紧时间,因为即使这样无谓的自由,也可能快要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