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人的宗教观，一般人多认为富有兼容并蓄的包容性，特别是在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方面，多是满天神佛，佛道不分或是搞三教合一甚至是五教同源。
只是，各教的精英之间则未必尽是如此，而可能各宗其宗，各尊其宗，排斥他宗或视他宗为辅本宗为主。
历史地看，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的皇帝也可能对三教持不同的态度与政策。如历史上便曾出现过皇帝排佛的事件，其原因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也涉及了实际的现实利益，如课税与服兵役的现实需要。
整体上言，总的来说，自汉朝以来中国历代多以儒家为尊而把佛教与道教视为辅助性统治工具。之所以，自有其实用主义的原因；毕竟，儒家思想是种政治哲学，一种有关如何治国安邦治国教民的意识形态。基本上可以概括地用“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儒家治世”来形容。
就中国而言，在3000年前也是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只是之后，随著周公提出“以德配天”的概念，及孔子强调不语怪力乱神后，便逐步理性化、世俗化与现世化。尽管儒家也谈天，君权天授，知天命等；但是重点则放在人世与人为；毕竟，天不会说话（天何言哉）。天命虽然可以用来合理化，正当化政权的正当性。只是，若天子治国不当，天则可能把天之命令（天命）转移到替代者，如东汉末年道教创教人张角便是借用天命转移的口号来领导农民起义，是所谓的替天行道。
实则，历代帝皇也有祭天的仪式，如北京的天坛便是祭天的祭坛。
就士大夫与读书人而言，基本上是世俗与理性取向，不爱谈“怪力乱神”或死后往天堂或地狱去的课题。他们的终极关怀主要是有关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而且一般上有较强的“华夷之分”或“内华夏 外夷狄”的华夷观念，如认为佛教是外来的“胡神”胡教。
在南北朝（4-6世纪）至唐朝（7-9世纪）时期，儒释道三教间常有论战，特别是佛道之间。论战的重点在于三教中谁的地位最高，而谁的地位最高、最尊则与帝皇的偏好有关。这就造成了三教争宠的现象。
唐朝时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便是主张尊儒排佛。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三教合流或三教同源的观念与政策主要流行于宋朝（10-13世纪）及之后的朝代。从宋朝到清朝期间，整体上言，是走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路线。毕竟，中国是个官僚帝制国，管理国家的精英是经由考试得以任官的儒生，儒生尊儒当然是难以避免的趋势；只是尽管如此，儒生中也非铁板一块。有的主张独尊儒家贬低佛道，有的主张三教并举，也有则不公开表态，可私底下实践儒释道三教并用。
只是整体上言，是儒家当道，释道两教任其自生自灭，或只做一般的提倡与实行一般的管制。真正实行三教归一的其实是民间而非官方。
之所以，一方面是政府政策致成，另一方面是释道两家在宋朝后出现民间与世俗化的趋势；其后果便是佛道两家精英依然实践其有深度与广度的佛法或道理；可民间则对高深的佛理道经敬而远之，只随心所欲地把儒释道三家教义与道理或信仰罗杂混用。此点也可从寺庙中佛道混用并举中一窥究竟。
实则，民间流传的善书（劝善书）最能突显这一点。从宋朝到今天甚至到台湾或东南亚华人社会流传的善书中，多是儒释道三教内容混用的劝善书，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灵觉世真经》或《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
宗教信仰与政治结合
这些三教并举并用的实践会广为流行，甚至成为民俗的组成部份，也与历代政权的宗教管理政策有关。历代政权的主流思路是宗教活动管不胜管；但又不能不管，特别是那些传播“反动”思想的宗教信仰如宣扬未世论的三阶教，或强调未来佛将降世的弥勒佛信仰（白莲教便是拜未来佛弥勒佛），或被官方视为有伤风俗淫祠淫祀都会遭到取缔。
毕竟在中国，从帝制到今天依然把宗教信仰与政治教化结合起来不允许所谓的邪教邪说邪信横行。
在宗教信仰与政治教化结合的管制下，也产生了一些信仰特色如某一些信仰若要取得合法生存，便得取得官方的认可或加封，如妈祖信仰便被官方加封为天妃。至于那些小地方的神明或宗教信仰，则通过地方的乡绅与官方打交道，以便避免被取缔。这种做法在盛行造神的福建省特别流行。
三教合流盛行于民间社会，结果则是宗教信仰的实用化，功利化，民俗化与多元混杂化。一般来说，民间对宗教的高深义理兴趣缺缺。信仰的动机则较偏向实用功利，如祈福避灾，求财求子，平安幸福等；出于多一个神佛多一份助力的想法，则不分神佛出身而并关并用，久而久之，反而成了民俗。
大体上言，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与道教的关系较为密切，有许多神明也多是道教神如拜天公，便是拜道教的玉皇大帝。
在东南亚，由于自然与人文环境因素也使到民间信仰出现当地化的趋势如在泰国道教九皇爷变成了九皇佛爷；在菲律宾妈祖信仰也与圣母马利亚信仰结合，甚至成了天主教七大圣母之一；在大马也出现了巫华结合的拿督公信仰。可见三教合流的传统也促进了华人信仰的当地化，使其出现二重性，即中华性与当地性。
实则，中国本土在16世纪便出现了三一教，也称三教，20世纪初甚至出现了五教合流的德教，突显出中国的宗教信仰确是富有包容性的。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