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香港男人带著太太和两个年幼孩子,走进荃湾悦来酒店。最后,一家四口全部身亡。他从高处坠下,妻子和两个孩子则在房内中刀,倒卧在客厅和睡房。

这名37岁的男子曾任职纪律部队。据说原本一家计划在八月移民,离开熟悉的土地展开新生活。但没有人料到,他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旅程。

事发前,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提到自己受情绪病困扰,担心辞职移民后突然没有收入,无法好好照顾孩子,对妻儿心里有愧。那是一则公开的告别信,只是当朋友看见报警时,一切已经来不及。

我在上海看到这条跨海新闻,掩不住地叹息,没想到在大马又读到另一个类似悲剧。

一名年轻母亲抱著三岁的女儿,在吉胆岛码头跳海自尽。等人们发现时,已成冷冰冰的两具尸体。新闻报导她正在与丈夫分居,加上排山倒海的生活压力,才让她选择带著孩子一起离开。

“孩子是无辜的!为什么有勇气自杀,却没勇气求助?这些人怎么狠得下心?”许多愤怒与谴责的留言,都在骂这些父母自私。看似理所当然的指责,每个人总会在事不关己时展现绝对的高光正义,但有个问题始终没被讨论。

他们不是狠,而是撑不住;他们不是不爱家人,恰恰相反可能爱得太深,深到在扭曲中误把“离开”当成对家人最后的“保护”。

这两起悲剧,一个来自繁华都市,一个来自沿海岛屿,表面看起来毫无交集,背后却有令人揪心的相似性——当家庭的支柱在崩溃边缘摇摇欲坠时,他们发出的求救讯号,是否有人真正听懂?

那位香港父亲,也许曾努力在家庭里维持坚强的形象,但当情绪像海水一样慢慢淹过脖子,生活的支撑点一个个崩塌时,他可能真的找不到一条能让他带著家人继续走下去的路。

选择投海的母亲,也许生前曾试著求救,只是没有人听见。或是更常见的情况,她根本不知道可以向谁开口,因为这个社会从不教大家如何面对“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当大家习惯把这些悲剧归咎于个人心理素质,把死亡视为选择,而不是结果,其实都在掩盖一个更残酷的真相——社会关怀总是在最该出现的时候缺席。

大家期待父母无所不能,却对他们的孤立与绝望视而不见;会说要坚强,为了孩子要撑住,许多变化却从不给人喘息的空间;嘴里说著面对问题时要勇于求助,但在这个集体焦虑与茫然的社会,许多人都有各自的生活压力要处理,心理支援似乎成了昂贵又难以取得的奢侈品。

大家都为了新科技时代的紧凑秩序而忙碌,导致连基本的同理都很难精准输出。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为何一位父亲会选择带著家人一起离开?为什么一位母亲觉得唯一的出口是跳海?他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崩坏?而我们又在哪里缺席?这是我一直思考的事。

很多人说,要是他们早点说出来就好了,但这个世界真的没给过他们说出口的空间吗?还是他们已经说了,只是身边人没听懂,或根本不想听?

这些悲剧看似家庭私事,实则是整个社会的集体失能。

当心理疾病仍被视为羞耻,当情绪低落仍被当成脆弱,当压力只是被要求“自己想办法解决”,这就是间接默许悲剧一而再地发生的原因。

无论是香港的父亲还是吉胆岛的母亲,他们的故事不该只是“家庭悲剧”,而是一面照见现在社会病的镜子。这些人并不脆弱,也曾努力活著,为家庭与孩子撑到最后一刻,只是最后疲惫感占上风,成功碾压生存的希望。

而当大家在新闻前感到震惊与悲痛时,或许也该想一想,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会让一个人觉得死亡是唯一的出路?比起为死者惋惜,或许我们也该思考,如何温柔接住身边还在崩溃边缘挣扎的人。

当心理谘询仍是奢侈选项,当父母身陷育儿焦虑却无法请假,当男性面对情绪压力却无处诉说,这类悲剧就不能视为偶发,而是结构性的失控。

与其再用“为什么不早点求救”来责问当事人,不如可以先想想: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拥有能让人求救的空间与资源了吗?

郭朝河

超斜杠青年,乐观豁达,臣服天命,悠游穿梭在时评、影评、乐评、旅游等的世界,用卑微的心经历人生。著有《在生活,藏一座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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