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中国和50年后的中国是有很大的不同。我尝试回味50年前对中国的印象,当时中国还在文革时代,我也还未踏入中国,我是在1980年初访中国的,那时文革已结束4年。但当年从海外的新闻报导也略知中国文革时发生什么变化。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由毛泽东主席点燃而起的。继之到处都是示威和游行,也有对政治人物的大批斗。从报章看有不少知名政界人士和学术领导也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中。,

起先看来,文斗的场面比较多,但后来就变成比较激烈的武斗。那些曾经的领导人在被点名批判后,一夜之间变成“牛鬼蛇神”,不是被抓进广场进行疲劳审讯,就是被暴打而承认错误。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国家主席刘少奇、其夫人王光美、国防部长彭德怀、党的秘书长邓小平及北京市长彭真等。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吴晗的批斗,这位不但身居高位的市长,而且也是才高八斗的文学家。

就我们所知,吴晗本是被授意篡写海瑞事迹,以教育当官的要洁身自爱,不得假公济私。讵料其文章被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发表长文“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文章一经公开和转载,在全国引起轰动。可怜的吴晗也成了文革牺牲者。与吴晗同类型的人物不仅上千,而且是上万人的,整个中国的官场和政府机构都成了斗争的地点,几乎每个当官者都不知道厄运何时降临?

这种不断运动的文革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到1970年;第二阶段从1971年到1976年,前后共10年,被形容为十年浩劫。

就毛泽东看来,发动文革是必要的,因为他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少高官或各机关的领导人都涉入叛离党的活动,或成为修正主义份子,或堕落成资产阶级份子。但有更多人不同意文革,认为是极端行为,而且也有人借机报复,用意至恶。

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文革才告结束。

随著文革的结束,中国人民的生活初始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善,只是不再有斗场的闹剧上演。这个时候,邓小平复出了(1978年)。他在80年代就大刀阔斧采取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动作,为中国进行真正的改革,首先从经济下手。

外汇券

在1980年4月1日起,中国推出外汇券(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它规定所有的外客和外商都必须到中国银行购买“外汇券”,不能使用人民币。所谓“外汇券”它不是一种货币,只是一种被承认的证券。由于有所保障,外汇券的价值也就慢慢地高过人民币的价值。

这种一国两币的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人民币外流,但弊端也不少,完全不符合一个泱泱大国的财务政策。因此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市场开始活跃,工业发展一日千里,产品也琳琅满目,也使到中国有必要对货币政策做出调整。在1994年1月1日,政府宣布实行汇率并轨,停止发行外汇券。

接著是在80年代,中国尚存在粮票的分配制。粮票制度是在1955年推出的。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粮食无法做到敞开供应。为了缓解供需矛盾,政府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对非农人口按照劳动差别、年龄大小进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

我对粮票是很难理解的,但在那个年代,用现金是买不到粮食的,只能用被分配的粮票兑换粮食。这种对消费品的管制也让我们大开眼界,特别是在公路上排满人潮在用粮票换粮食的场面令人难忘。

本来我也不理解,为何解放后的中国又要实行粮票制?这种限制虽对维持政局大有帮助,但对人民的心理起了“反作用”,他们不明白为何中国人只配给粮票而不是现金,也不可在市场上购物。原因是中国人口太多,如果不控制粮票,那就等于没有地方换取粮食了。

我在90年代以后终于看到中国大步迈进,它引进了西方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也让人民勤奋创造出更多的国产货,就是没有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

当我们在1993年看到人民不再排队用粮票换粮食时,我终于看到一个新生的中国正在拨乱反正,走向一个市场经济的轨道。也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中国是在进步了。

从外汇券的消失到粮票的作废,象征著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再次铸造一个新的时代。有人因此形容中国是一天一个样,一月一个变,而一年就改头换面。

谢诗坚

时事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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