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马中客家总商会接待来自奥地利格拉兹大学的语言学家孙学仁（Prof. Ralf Vollman），双方就马来西亚的客家话进行交流。
本来研究语言学是大学里一个比较普及的学科，因为全世界的语言既多又杂，而且方言更是不计其数。但孙教授的研究不但是偏门的，而且也从细节里挑出问题，让人从现实中领悟到语文和方言的变化是因地而异的；更是在使用中参杂了其他语言，如英语和马来语，甚至有些时候还加入了其他方言。因此他发现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所说的方言是很有趣的，但外国人是听不懂的，例如：
我 不能 忍受 了
ai beh dahan liao!
英语 福建 马来 汉方言
又如：
you jaga for me ah!
你 看管 （帮） 我 啊
英语 马来 英语 英语 汉方言
还有是我们将英语和马来语加入我们的讲话中，比如踏brake（刹车）、engine（引擎）、go astern（倒车）及honk（鸣笛）等等，都是惯用语。甚至连李光耀本身也在其著作《新加坡的双语之路》中也引用福建话参杂马来语的例子：“去马打厝叫他多隆”（去警察局求情），但来自中国和台湾的华人听不懂是何意。
因此我们不能否认方言本身也加入许多外来语；尤其是马新社会一度是峇峇一族盛行，在口语中也难免会加上马来话和英语。
有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能保护和发扬本土语言是必要的，因为若是连本地人也不再讲方言，则这个语言也会渐渐消失而难以继续存在。
不过，当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时坚持用华语取代方言也一度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被指为不重视祖先的文化。但李光耀还是在1979年正式推动“双语政策”，也就根据现实的需求提出“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李光耀形容这是一场石破天惊的运动，要改变新加坡华人从出生开始听和讲方言的习惯。
牺牲方言 普及华语
对此，李光耀的解释是：1979年，吴庆瑞（副总理）提出了一份对新加坡教育发展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报告书。他指出新加坡的教育问题根源是20年来（1959-1978）“不合自然规律”的语文教育政策对新加坡整体教育的纠缠。
所谓的“不合自然规律”的教育是指极大多数的学校采用英语和华语两种语言教导学生，而85%的学生在家里说的是方言，阻扰了华英双语教育的普及。方言既然阻碍了双语教育的推行，只好放弃方言，以减轻学生学习额外的负担，自然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于是从1979年起，新加坡决定在公共场合停止说方言，转说华语。
李光耀之所提出双语政策是因为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他就得重新调整新加坡的未来，也就在1979年作了教育“革命性”的改革。
根据李光耀的说法，在新加坡华人分别操12种方言，长期以来各说各方言而没有统一的语言。于是政府先在教育上推行英文教育，并将之列为学术用语，但因为新加坡绝大部分是华人，也就得发展第二语文，于是华语成了新加坡第二语文的选择。
尽管华语和方言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李光耀说他不得不牺牲方言来普及华语。再说方言本身也没有语文，只是口语，因此学习华语成为重要的第二语文。
虽然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已有48年的历史，但还是有人质问为何要选英文作为第一语言而不是华文？因为新加坡推广讲华语运动已取得成效，也影响马来西亚的一些民间社团和学校也疾呼保护和发展方言。
在这个课题上，也没有谁对谁错，而是整个大形势的走向。就中国方面而言，推广华语华文是不可动摇的和不放松的工作，但也没有刻意地扶持和保护方言文化，因为在今日的中国更加需要用普通话来沟通所有的中华民族。
与此同时，海外华人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化，因此在推动和发扬华语华文运动时就变成生生不息的工作了。
学好国英文 立足社会
基本上我们赞同华人除了会母语之外，也要学好国文和英文，以方便立足于社会。如果再推广方言的使用会增加学生的负担，那倒是不必要的，因为华语已让马新的华人从中受惠。
针对此事，我们必须感谢中华民国驻槟城总领事戴淑原的功绩（他也是槟城客家公会的首任会长）。因为他在1920年时有征询马新华人要用华语或方言教学，结果回应是华语；而香港人则选择广东话。也因此直到今天，广东话似乎还是香港的“官话”。
马来（西）亚因为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接受华语华文的教育，因此直到今天，马新的华人还是能操标准的华语。至于方言，因为使用范围的缩小，加上学习的人不多，也就渐渐被华语所取代。
在这方面，所有的炎黄子孙不得不感谢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如果我们没有在两千年前使用统一的文字，华文就不能成为有生命的语言，不似其他方言，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
对此而言，来自奥地利的教授在研究客家方言后也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随著学校以及媒体引入和使用现代标准语言以来，地方话（方言）在群体间交流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标准语言成了通用语。最终甚至连家庭内部也可能转向使用标准语言。
换句话说，总有一天，标准华文（汉语）可能将取代所有方言而成为炎黄子孙的一个共同母语了。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