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中国面对严峻的内忧外患，强调南洋色彩的南洋文艺以及1930年代出现的强调马来亚色彩的文艺思想应会持续壮大而不会被“政治中国”所淹没。
尽管如此，在二次战后，特别是1947-48年，马来亚也兴起了一股侨民文艺对马来亚文艺独特性的论战。这集中表现于中国共产党人（如胡愈之）与马来亚共产党人（如周容，即金枝芒）的论战中。侨民文艺派主张华青应心向中国，甚至回中国服务，而本土派则强调文艺应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
有趣的是，中国知名作家郭沫若也是肯定文艺的“马华化”与“本土色彩”，伸言之，这也是写实主义的反映论。人在马来亚的文艺人理应多关注与反映本土现实而不是战后的中国。只是这个论战也因1948年的紧急状态而中断。
进入1950年代后，由于日益多的各民族精英要求独立与和平，也就是要终结殖民政府与马共的内战（殖民政府把这内战定性为颠覆，以正当化其对付马共的镇压）及争取马来亚的独立。在这个大背景，华族出现了争取公民权运动；毕竟若马来亚独立了，而生存和发展于本土的华族若无公民身份，就肯定会失去许多权利与利益。
实则，当时许多华族是希望拥有双重国籍，只是1955年，周恩来在印尼万隆会议中表明中国放弃双重国籍法，也尊重选择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人选择。这个声明，也强化了华族的本土选择。
这时期文艺界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歌颂独立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在1950-60年代不少华族知识份子与文化人也积极地推动跨民族的交流，如梅井的《马来亚的兄弟民族》一书或鲁白野的《马来散记》等，不少华族还加入巫基政党人民党。只是由于左派思想与英殖民政府的利益有直接冲突，各族左派精英均备受打压以至没落。
左派被打压的后果便是右派保守主义的崛起，特别是马来右翼世俗民族主义集团的崛起。在1960年代，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可说是较中道温和的马来右翼世俗民族主义者；只是，他的中道政策并不能满足各族的根本需求，如华族的平等教育或马来族的平等经济权。结果在1969年大选表现欠佳而最终下台。
马来政治霸权
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新首相敦拉萨为首的新政府在1971年出台了新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也推出国家文化政策与加速教育马来语化进程。这个马来政治霸权从政治伸入经济、语文与文化的政策，使华族产生了极大的忧虑。
可以说，1971-1980年代是大马华族最郁闷无奈消极的时代。这时期文艺界也不再谈跨文化交流或阶级政治，而转向民族自救路线。在这民族经济、文化上要自救与图强的背景下，文艺界也出现了一定的要振兴中华文化的思潮，如出现不少文化乡愁类的诗歌。
在文化上，华族的表演艺术如舞狮舞龙也得到推广，终而成了华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在教育面，自1970年代也出现了华文独立中学复苏运动，最终也成了华族教育的重要支柱之一。
可以说，自1970年代以来华族更强调“文化中华”。这个文化中华的兴起也可说是官方国家文化政策所激起的反应。这是一个挑战─回应的自然现象。
随著中国的复苏，文化中华的思潮也随著进一步发展起来。今天，绝大多数华族均选择把子女送入华文小学，使子女最少接受6年的华文教育。在社会面，许多社团也强调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接触与发展，民间还兴起了诸如世界黄氏（或林氏或其他姓氏）恳亲大会；或是工商界搞起诸如世界华商大会的活动。与此同时，商界也不失良机地利用华族节庆搞起各类节庆活动。
整体而言，文化中华已成了一股强劲的思潮。就此点言，应该指出的是人类的认同是多元多样的。有政治、文化、宗教、乡土、地区、语文、阶级、职业、性别等……这些多元认同不必是相互冲击的，特别是政治认同或国家认同可以与其他认同共并存共荣。
伸言之，文化中华与政治国家认同是多元并行不悖的，不必为此大作文章。实则，大马的印（度）族与穆斯林很著重他们与印度或伊斯兰世界的接触与往来。
因此，华族也不必为此感到为难，而应该理直气壮地表明，爱大马也爱中华文化。实则，大马华族本身便具有中华性（如华姓华名），本土性（如特别关心本土政治）；现代性（如很重视选举公平与法治），以及国际性（如频繁的跨国活动）四性。四性一体就是华族的特征与认同符号。华族应对此特性感到自豪。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