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半岛南部的柔佛州，每天有数十万计的国民在天还未破晓就抹黑跨过长堤到彼岸的新加坡谋求生计。到新加坡工作的国民每天早出晚归是名副其实的“披星戴月”族，回到家时已经是晚餐时间以后，然后倒头就睡，醒来时又重复同样的生活。仔细计算，往返新马两地的国民每天在路程中得花费至少3个小时或相等于超过一天10%的时间。
当然，1新币可兑换3.28马币的汇率是吸引大马国民到新加坡工作的主要诱因。换句话说，同样的工作性质，在新加坡只需以1小时就可以赚取在大马要花上超过3小时劳动时间的工资。可悲的是，大多数到新加坡工作的大马国民都需要接受3D (肮脏、危险和困难)的工作。报章上时常有关失去陪伴家人的时间去赚取“辛”币的艰辛报道。
正所谓““有头发边个想做癞痢”，到彼岸谋取生计是一条不归路，因为一旦生活水平提高就很难回来接受更低的薪资。就算愿意接受在本地领取新加坡三分之二的薪资也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因此，不是马来西亚人不要放弃“辛”币，而是眼看国内缺乏更符合维持生计的选择。
宏愿2020是由时任首相马哈迪医生在1991年第6大马计划提出的国家愿景，旨在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先进国以及国民享有高收入。时隔32年后的今天，高收入国的愿景还是遥不可及，人才外流到国外赚取高收入反而是一种常态，屡见不鲜。对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与印尼、泰国和菲律宾一同被誉为“亚洲四小虎”，经济腾飞的荣景不再。东南亚另一个新兴经济体越南也将迎头赶上大马，成为区域内重要的制造枢纽。
近年来，邻国印尼经济起飞，国内的工作机会大大增加，印尼人民的购买力也有所提升，导致他们接下来更愿意留在本国发展，不再到来马来西亚当外劳。先别说新加坡人到马来西亚当外劳，恐怕过不多久，一直是我国建筑和制造领域劳动力的主要出口国的印尼也不会再来我国了。
把经济蛋糕做大
最近在商业论坛上，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在回应我对政府是否应重启消费税或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来填补高额国债时提出把经济蛋糕做大的看法。据他所言，使更多人的收入提高可以提高国家税收。然而，把经济蛋糕做大是长远之计，也不是在一届政府的任期内可以完成的事情。
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度增长为4.43%，足以显示经济蛋糕有扩大。更关键的是，政府应著重于如何公平分配经济蛋糕或是让更多国民有机会享受蛋糕。尽管大马中位数收入有所上升，惟上升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就是国民收入不均的最好佐证。基尼系数被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越高的系数代表收入越不平等。
如果没法解决关键的经济公平分配问题，把蛋糕做大的论调无异于“画饼充饥”打肿脸皮充胖子，纯属一番炒作了，相比起大选前引起轩然大波的“新加坡人来大马做外劳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在应对经济和民生课题上，政府需要对症下药，比如致力于提高出口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开支来提升马币的汇率。按宏观经济来说，汇率反映投资者对一国偿还国债的能力的信心。前任财政部长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央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3.8%或高达1.045兆令吉是阻扰马币升值的因素。
大马各族人才济济，扬名国际的大有人在如鞋王周仰杰、201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歌手尤娜（Yuna）、随身碟之父潘健成、国际知名服装设计师柏乐詹德兰（Bernard Chandran）、香港惠理基金公司的创办人谢清海及科学家蓝舒洁博士等。他们都在不同的领域大放光彩。他们都展现了大马人骨子里都有流著坚毅和勤奋的血液，还有永不言败的精神。
在去年的第15届全国大选，国民求变革的决心昭然若现，马来西亚依然站在各种挑战的风口上。当务之急，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应该关注作为经济命脉的中小企业，检讨最低薪金制度以及劳工政策。无论谁是政府，都没有蜜月期去为制定惠及各族人民的经济方针，否则将难以抵御全球经济萧条所带来的冲击。最后，套用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过的一句名言“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即政府如果短期都照顾不了的话，长期大家肯定就死定了。
毕业于赛城多媒体大学经济学分析系，曾与大学教授在国际期刊共撰《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大马股市》。热衷于研究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在大马交易所开启金融职业生涯，曾任一家大马注册私募基金管理机构首席分析师。此外，也在多家电台和社交媒体，分享股市前景和金融市场相关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