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习近平正式掌权以来，中国在内政外交上出现了什么变或不变，是许多人关注的事。
美国的中国通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在2018年出版了《习近平与新中国: 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机会与挑战》一书，认为习近平执政时期是中国进入第三次革命的阶段，也就是说1949年新国的成立是第一次革命，邓小平1978年搞的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而习近平掌权后的中国，则出现了另一次的第三次革命。
用习近平本人的话说便是从毛泽东时期的站起来到邓小平时期的富起来，发展到今天强起来的阶段性变化。不过，习近平也不忘强调中国这只从沉睡中醒来的醒狮是只和平崛起的醒狮，中国也坚持一贯以来的不拉帮结派，独立自主的外交，也就是强调伙伴关系而不是结盟关系。当然，这种和平崛起论是否表示中国永不称霸，这就见仁见智了。
说起来，今天中国能成功崛起，最大功臣应是邓小平，如果没有邓小平强调的经济改革（如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与向外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是不可能这么快富起来的。这个富当然是指相对的富。
1978年前的中国，可说是处于短缺经济的阶段，说得极端些，就是一穷二白，可今天则已发展到进入供给过剩的阶段，如产能过剩。从一穷二白到产能过剩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跨越，特别是在这么人口庞大的人口大国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脱贫，确是了不起的事。
就此而言，尽管是较低水平的小康社会依然是难得成就。说到底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能改善人民一般的生活水平才是硬道理，也才足以巩固政权的正当性。
相对富裕之后，就要争取更大的发言权是人之常情。毕竟有钱也表示更有发言权。中国能强起来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进而言之，习近平的强起来阶段，其实是先富后强的后果。
从内政角度看，一般多认为，习时期一个基本特点是，权力的扩大及对社会政经文化面的加大管控，以至不少人认为习是位“虎爸”（严父）。这里涉及了一个有关权力的善恶看法。政治界通常认为权力容易腐化，特别是绝对的权力容易绝对腐化，这自有其一面之理。
权力善恶面
只是人间世，有许多事具有两面性，权力如药物一样可以是善（良药）也可以是恶（毒药），是良药还是毒药就看权力如何行使及行使的对象。比方说，美国在1930年代能推出新政（The New Deal）主因便在于当时罗斯福总统能够集权，用强硬手段推出福利型新政。
当然能如此，自有其势、理、情三方面的综合因素所共同促成，其中1930年代的大萧条与进步主义思潮的当道是主要的势；从理的方面看，在那特定时期集中权力，使政府更能有权好办事，也是促成新政的助力；从情方面云，当时由于失业率偏高，许多人生活无著落，也逼使政府要大发慈悲，为陷入困苦之人伸出援手，若依然坚持小政府（有限政府）政策，就难以改善现状。
据此而论，习时期的个人与共产党的扩权就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人肯定也有人否定。肯定集权好办事者认为，若不集权就摆脱不了“政令不出中南海”困境，不仅中央无法管制地方政府，也无法有效推动改革与反腐倡廉。
毕竟没有实权如何打老虎？不认真反腐倡廉又如何使群众维持对共产党的信心？不“从严治党”又如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更别说整治环境污染了。说到底，这是个权力的悖论，没钱或没权难办事，可用钱或用权不当又引起滥权的问题。
约言之，如何正当用权成了争议的核心。习政权用权的一个方式是设立多个独立于官僚系统的领导小组，如国家安全，国防与军队改革，网络安全与信息或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以便“政令能出中南海”与有效推动深化改革等。
习政权的另一个特点是，很注重网络主权也致力于防止“颜色革命”或“和平演变”。毕竟前苏联的垮台与解体与“和平演变”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习政权强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而不是盲目模仿西方。实则，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也是因为他们的领导层能做到“实事求是”不盲目跟著当时西方主流思潮走才取得成功。
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同理，中国的快速崛起也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如政治集权，经济放权，以便做到收而不死，放而不乱。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管制性资本主义或战略性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个模式在习时期更受到进一步的强化，说到底，这是个如何做到“管而不死”的课题。
在这个网络互联互通的时代，既要管制，又要管而不死，确是个不小的挑战。就此点言，中国与新加坡倒颇有相似之处。两者皆可说是有韧性的威权体制。只是这个威权还是颇具回应性与负责任的威权，而不是死硬的僵尸威权。他们著重的是“求好”而不是一味的“讨好”。当然在这众声喧哗的时代，不同人对所“好”有不同的理解。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众口难调。
就外交而言，习政权强调新型大国关系，主要是中国要与美国对等交往。这就是直接挑战了美国霸权，以致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进入一个颇紧张的“斗而不破”的局面。
只是由于中国块头大，人口与土地面积也具有足够的规模，只要没发生突发事变，随著时间的流逝，美国迟早得平等对待中国，甚至是崛起中的印度。只要中国的综合实力日趋追近美国，美国最终就不得不接受现实。
据此而论，中美两国间的许多磨擦主因之一还是因为美国依然居高临下对待中国。只有中国的综合实力与美国平行或超越美国，美国才会认命，许多棘手的课题，如台湾两岸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说到底，实力才是硬道理，政治讲到底就是个讲究实力的事宜，中国只要能继续埋头苦干搞发展，不在现阶段与美国摊牌，实力够强后，许多棘手课题就较能随实力趋于平衡而得到较冷静合理的处理。
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中美两国不必急于用粗暴的手段来处理两国间紧张课题。人世间，有许多事是可以用间时来搞定的，有道是世异则事异，像台海这类课题不必急于解决，就让时间“拖以待变”就好，一句话，要用发展的眼尖来看问题。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