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松：纳吉到访玷污宽中对“礼义廉耻”的庄严承诺

柔佛宽柔中学至达城校区（简称宽中）在2月24日兴高采烈迎来了一位“贵宾”。如果此贵宾背景“廉洁”并以前首相身份来访，肯定是一种荣誉，只有加分，甚至可能还会因此对政府肯定华文独立中学带来正面效应。

但一个已被法庭正式判处有罪的前首相，不论是“被邀请”，还是“不请自来”，都应理直气壮拒其于门外，以免玷污校园“礼义廉耻”对学生的训导。有人认为这是罗生门，但看来不像，毕竟学校是敞开大门恭迎，而且还有校领导随身在侧，似乎展现此人到访校方感觉与有荣焉。

作为我国前首相，纳吉是第一个涉及如此庞大金额贪腐丑闻的国家领袖，外人被他的“名气” 所吸引，展露低级的道德要求，或可理解，但堂堂一所上万学子的著名独立中学，过去一直引以为傲的道德教育，如果流于与一般普罗大众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那怎样都无法自圆其说。

腐败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府治理难逃的硬伤，有时法律难以触及的范畴，导致廉能政治无法伸张，因此唯有靠道德制裁。当腐败官员，人人视其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腐败就有可能受到群众力量的制约而引发政治人物行为的约束，不敢造次。

2021年12月8日上诉庭驳回纳吉的上诉，维持高庭裁决，即纳吉在一马公司丑闻SRC案件中其所有7项罪名均成立，并宣判维持其罚款2亿1000万令吉与监禁12年的高庭裁决，包括1项滥权罪、3项刑事失信罪与3项洗钱罪。法官阿都卡林下判时还说了重话：“这是国家耻辱”。

无疑的，一个有良好治理的国家，国民对政治领袖理应有“最高的道德要求”，韩国人的政治洁癖，以至于该国不少总统的贪腐或滥权案件都在下台后面对司法审判，因为廉洁也成就了韩国的飞跃发展。新加坡对贪腐的零容忍，也使其挤身进步国家行列。

腐败成为常态

马来西亚贪腐横行，国家竞争力不进则退，当国家的上层结构开始腐化，下层结构不可能不依样画葫芦，上梁不正下梁歪，腐败就自然形成一种文化的常态——如同“Malu Apa Bossku”（害羞啥？我的老板）

2016年5月12日伦敦反腐败峰会上，世界各国领袖及来自商界和公民社会的代表就指出：纵观历史和各种文化，腐败无不受到谴责。它的历史和政府一样久远，但和其他犯罪一样，它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越来越复杂，给无数无辜公民的福祉和尊严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纳吉贪腐案最终会走到怎样的结局，目前还不明朗，但预计如果巫统再次登上政治主流，巫统所谓官司派极有可能因此全身而退，继续在政坛呼风唤雨。

如果我们无视贪腐将导致国家的倒退，甚至沦为失败国家，我们将因此付出沉重代价，特别是经济。其实，反对党一再要求限制首相任期，目的就是确保首相在位时不可行差踏错，胡作非为，不然其下台后将可能面对起诉与公审。毕竟首相位高权重，在位时对付其违法，在司法难完全独立的限制下，势必困难重重。

国人应以国家领袖贪腐而感到羞愧才对，怎么还有人却在“BOSSKU”旋风的扭曲价值中竟然视纳吉为偶像？以能与纳吉合照为傲，这到底是哪门子的道德？

功利为主的价值，其实颠覆了社会的原有秩序，导致许多观念都建基于以利益与金钱为导向，因此个人为求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不良道德示范

根据心理学研究，青少年必须具备十足的认知能力后，才有能力在思想和行为上，将成人所公认的伦理道德标准类化成自己的道德观。道德内化，一般来自于两个基本动力，一是鼓励或赞美，亦即一种施与受的关系。第二个动力是，让青少年慢慢地从日常生活，及与人互动的结果中学习而来的“经验论”。

纳吉风风光光的莅临宽中，其实等于提供学生一种不良的道德示范。按理社会地位及身份越高的人，人们对其道德的要求必然越高。就如影视明星的行为举止非常容易潜移默化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当恶质文化一旦形成，必然会产生“蝴蝶效应”，造成恶性循环。本来公开拒绝纳吉的到访，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教育”，以彰显宽中对学生道德要求的不妥协，并坚定信守“礼义廉耻”的校训，但宽中却错失了。

据报道，宽中董事会表示纳吉两度批准宽中建立分校，因此以“感恩与坦荡之心”接受纳吉来访。这样的辩解，充满谬误，即是表示：你可以贪腐，但只要对我有恩。如果这个道德观可以成立，董事会是否要告诉宽中学生，道德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是可以利益交换的，是可以因时因地而变的。况且这个所谓“批准”建校等同是“大恩”也大有争议。

宽中董事会需要在认知上、观念上、道义上先承认“欢迎”纳吉到访是“错”的，才不会继续玷污“礼义廉耻”校训对学生与家长的庄严承诺，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