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废除中文必修科事件与问责之必要
近日南方大学学院（简称南方大学）诸多新闻在网络及媒体报导流传，令人感慨万千。笔者借此机会翻阅拙作《大学之道与千年旅人——南方弦歌十五载》书稿中的<道南·大学记>，最后一段乃如下：
今临南方金山岭（南方学院位于柔佛士古来金巴斯山岗），登高望远，百岁之梦，慌惶来访；南国有才，文风奇野，惜不见三院同心，有明日之忧；千年之约，大学之道，开百代人才，天下为用，南方之美。百年之后，当知今朝；是为道南大学记。
确实，明日之忧已不是三院而是南院本身了。2007年陈瑞献为南方学院书写<大学之道>墨宝而立石碑在校园时，笔者写下“明日之忧”，遥想百年后当思今日立碑之时。没想到，<大学之道>立碑十五年后就让我们遭遇了“明日之忧”。不过，和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写的“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来相比，十五年也应在预料之中才对。
首先，笔者要郑重反驳陈锦松日前两篇文章提到的所谓笔者和何启良公开交恶与展开骂战，笔者对这事未曾公开发表一句话，全是何启良一个人做出对本人诸多不实指控，笔者一向秉持相忍为校的原则，不给予个人公开回答，任何事皆由董事会回应。因此陈文二度提到所谓公开交恶与骂战，全属子虚乌有。对陈锦松不实的陈述，本人保留法律追究权利。
另外，陈文没有查证，笔者和何启良有签署法律和解书，何启良通过当时的前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上议员主动提出和解，在和解书中已签署删除其在脸书的所有关于诽谤本人的文字。因此，陈文旧事重提这些指控，有意要模糊最近“南方事变”的焦点，转向个人恩怨方向处理，以为可以偷天换日。殊不知，这是逃避历史责任及管理问责归属的问题；根本上，这是校政大是大非之议，无关个人恩怨！我们务必正本清源，才能厘清“南方事变”的明日之忧！
由于“南方事变”事项众多，笔者在此文中只提中文必修科事件。当南方大学新校长在2019年10月2日主持大学评议会（senate）通过废除中文必修科之日，至今已经过去两年三个月有馀。中文必修科演变成事件，是因为废除中文必修科的议决被掩盖超过两年，因内部争取反复不果，风声才惊动到外界，正义之士为南方大学中文必修科的冤屈发声，才引起轩然大波；在大马华社各界甚至新加坡护华志士群起声讨与要求恢复之后，南方董事会才基于灭火心态，紧急决定恢复中文必修科地位。
实质上董事会之前表明的所谓全面检讨，并没有处理问责及如何落实恢复中文必修科的安排。根据笔者了解，如何落实恢复后的中文必修科与问责当事人息息相关，内部了解最新发展显示另有文章，请大家务必关注问责之必要。
因此，“南方事变”之初的中文必修科事件是关系到南方大学立校之初心，以及基本办学政策的民族教育路线问题，与个人恩怨毫无关系。因为废除中文必修科是治理校政教育路线之大是大非问题，需要了解发生的细节过程。其他“南方事变”的内容往后再叙。
（二）相忍为校与校长交接
笔者因缘际会于2003年加盟南方学院，一年后升任院长，任劳任怨地执掌校政，开拓各项课程、增加生源及稳健发展学术，至2012年与全院同仁成功把南方学院升格为大马华社民办的第一所大学学院，完成华社200年的大学愿景，已故陆庭谕老师也亲自来信恭贺“铁树开花”。
升格后笔者再续任大学学院校长6年，前后共14年9个月（含代院长六个月）。其间的艰辛克难，不足为外人道，单单课程从原本批准的5项到卸任校长职务时的45项课程（包含2项大学预科，18项专业文凭，20项学士，3项硕士及2项博士），学生人数从当年最低潮600多位爬升到2800多位。收入则从赤字到转亏为盈。
尤其是升格后的6年之内，南方大学学院每年平均有约300万的盈馀。因此笔者卸任时有现金超过2000多万令吉，相比于2004年接任时不足100万令吉，有了相当大的提升。
笔者能在南方大学董理事会、华团、政党、国内外大学以及全体师生等多面关系中共事与交往并掌校多年，引起一些有心人的议论，但笔者不以为意，只是努力奋斗耕耘，并秉持“相忍为校”以及道家“无争，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精神处理人事问题。这么多年来可说无大风浪，直到何启良由本人因应要求而安排他加入南方大学，这桩人间风雨事，将在本人的回忆录《影与光与道的旅程》中详述，在此暂且不表。
由陈文提及校长交棒的事宜，笔者特此交待在南方大学最后一年校长任期前后，到底发生何事，是否笔者有不甘心于交棒新人的问题。当新董事长于2018年上任后，配合一些人及新委任的董事，要架空笔者作为校长的权力与行政任务，这一年是近15年校长任期内最痛苦的一年，此中辛酸不足为外人道。
笔者仅在此提及2018年8月28日董事会投票是否再续任校长二年的议决。董事长与理事长在投票前一天下午，到校长室和笔者见面，提出欲委任笔者为荣誉校长（President Emeritus），作为避免投票的交换条件。当时笔者依循部分董事之意见，应先投票后才作卸任安排，结果投票以9票对6票不再续约收场，荣誉校长职位之献议也被收回。
错失建立良好制度机会
其实，荣誉校长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及诸多西方大学对卸任校长所安排的一个良好制度，可惜南方大学董理事会在安排卸任及转接新校长的处理手法上，错过一次建立良好制度的机会。
因此，笔者在8月28日之后，一直在与董事会协商安排转任南方大学筹备处执行顾问事宜，新校长到第二年3月11日方上任，这过渡期间由三位副校长组成三人小组主理校政。因此笔者并没有正式交接给新校长，仅在新校长上任后有一两次的会面。
由于有些人也担心笔者所谓干预校政，因此故意不让笔者参与任何大学会议。因此，笔者最后两年在南方大学学院基本不能参与校政，尽管在合约中有写明得负责主持升格大学的事务，并兼任亚洲文艺复兴与跨文化书院院长，但诸多阻绕及管理层不执行合约中配给一位秘书助理，让笔者已不能发挥职务的委托了。这些都是后事，要等待回忆录了。
在2020年底，笔者被离开南方大学学院，从卸任校长到被离开南方，笔者未发一言，仅声明不是如董事长所言有共识离开。笔者也在2021年3月，接受报章专访，但未对新校政发表任何公开看法。
只是，笔者时不时会收到有关南方大学的各种消息，包括废除中文必修科，众多资深学术人员流失（包括安焕然教授、潘永强博士，以及24小时离职的梁龙光教授兼副校长）等新闻；废止有关重要的部门、活动、课程也时有所闻。笔者仅是静观其变，直到新山小商公会引发“南方事变”的第一枪，这对笔者而言，纯粹是场意外，也可能是冥冥中的天意，所谓正义与正道有其自己的旅程吧。
有关传出南方大学一系列的变故，尤其是去中华文化、去人文教育的各种举措，作为前校长自然有关切的必要。这和交棒给新校长无关，因为笔者根本没有涉入交棒事务，也基本上和新校长无交结处，个人恩怨无从说起。
眼前，华社最大关注点乃是南方大学的办学理念及办学方针的整体多元教育的民族路线之走向，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万万不能颠倒是非！也不能让“廿四节令鼓震耳欲聋，没有人听见会议的议决案”（注解）!
注解：温任平最新诗作<治丧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