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的沙巴州选举一直都被视为导致我国陷入第三波新冠疫情的主因，以致许多人在疫情结束前对选举感到厌恶。
我国如今拥有高疫苗接种率，加上人民已大致上学会如何与病毒共存，实情是我国比起当时沙巴州选期间更具备条件在疫情下举行选举。尽管如此，卫生部仍然在马六甲州选提名日前两周已率先下达禁令禁止任何一方在甲州选举期间进行与选举活动相关的群体聚会和社交活动。
此文将不会探讨新冠病毒传播学，或选举活动会否导致病例激增，反而我想讨论限制线下活动对国家民主进程的影响。
在疫情仍未结束前突然冒出甲州州选虽然不受人民欢迎，但这场选举可以成为一个试验场，为即将在12月进行的砂拉越州选，和明年可能的全国大选做好准备。
线上竞选难以评估选情
由于这次线下选举活动有所限制，候选人和竞选团队需更费力才能将信息传达给选民。从报章上，同时与当地友人聊天从中得知，虽然距离投票日仅仅数日，但整体选举气氛仍低迷。
或许甲州选民已在过去一年对抗新冠疫情已显疲惫，又或者已厌恶过去一年的政治乱象，随著全国进入复苏阶段，政治或已不是甲州选民，甚至国民的优先关注点。
由于线下活动的禁令，这次各路竞选团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拉票活动，反而必须将重心放在网络，这也导致政党或媒体很难评估衡量当地选民对选举的反应。
选民在投票前，尤其是竞选期间能获得充分的信息，是健康选举民主的关键。最理想的情况是，竞选期应该给予各方充分的时间，让候选人公平竞争，向选民传达竞选信息。
同时在竞选期间，选民可以透过与候选人面对面的接触认识，从而评估候选人。
如今线下接触受限，虽然国营电视台（RTM）同意允许播放候选人的海报和个人资料，但我认为此举还不足以解决现有竞争环境不公平的问题。
竞选脱离不了金钱政治
我国的选举从来也未能脱离金钱政治，原任议员、和资金充裕的政党更能掌握优势，而转战网络后这优势差距或更扩大。
过去几年，竞选手法，乃至整体政治大环境都因互联网崛起而改变。然而，由于网络竞选手法缺乏监督，使得其中的漏洞被滥用。
例如，当我在网上搜寻文献来准备写这篇文章时，我看到了国盟阵营在谷歌（Google Ads）的线上文宣广告，同时也发现国盟在其他脸书专页进行“意见领袖行销”（俗称-网红行销，或influencer marketing）。*注：该网红行销广告贴文中未注明是否为付费广告
相信国盟应该花了不少钱才能让这系列15秒（或更少）的文宣广告在我的电脑萤幕前弹出。透过购买广告时间来让竞选讯息能够跨越政治鸿沟，无疑是一件好事，但倘若候选人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或对网络营销认识不足，那肯定会吃亏。
网络营销也可引发其他疑问：如一名候选人在网络行销究竟花了多少钱，这笔经费是否可以追踪；网红行销是否是付费广告，还是来自真心的支持者？
如果我们要确保在即将来临的砂州，和全国大选中让所有的候选人有公平的竞争环境，选举委员会必须尽快提出一份全面的线上文宣广告指南。
我们可借鉴英国政府对确保网络文宣透明化的建议，即要求所有付费的文宣广告必须附上付费人的资料，包括名字（个人或团体），地址，以及该广告是否是在为自己或代表其他单位宣传。
在英国，这种规范早已落实在印刷文宣品中。英国选举委员会也在早前对此提议表示欢迎，同时也建议这项规范应该包括没有付费的网络文宣。
邻国新加坡也有相同的条例，甚至要求候选人无论付费与否，所有竞选期间在网上出现的文宣，和费用都要进行申报。
传统模式暂无法被网络取代
但是，对于没有大笔资金的候选人来说，他们无法参与如此大规模的网络文宣战，唯一的方法是透过传统的拉票活动接触选民。
透过在竞选期间的线下拉票活动，选民有机会当面告诉候选人他们的诉求，也能得到候选人的及时回应。候选人也可以了解当地的情况，一旦当选，便可更踏实的为人民服务。
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如果选民仅能透过网上认识候选人，那么他们认识的仅有可能是透过网络塑造出来的形象，而将无法真正认识一个极有可能为你服务几年的人民代议士。
选民和候选人的接触应该是双向，但网络终究有隔阂，也很容易被忽视，进而变成单向的沟通，这不是民主进程最理想的情况。
如果政府在即将来临的选举继续采用相同的竞选机制，这将对独立候选人和小党不利。他们是否应该因为资源缺乏而提前被淘汰？还是，应该至少让他们可以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竞争？
在我们还没脱离疫情的危机之前，我不赞成任何应为党内斗争所引发的选举。但是不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经历了近两年的抗疫经验的国民，或多或少也已经学会如何做好预防措施，与病毒共存，加上我国高疫苗接种率，禁止线下选举活动是我们唯一的最好的方法吗？
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