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社交媒体疯传槟城一屋主拒绝警方进去屋里搜查可疑人物的对立场面，事缘一名警长与数名警察联袂到该公寓查案，警方要求屋主开门以便进行搜查，但屋主表明没有警方要查找的对象，可警方还是坚持必须进入屋内亲自查看确保无讹，而手上没有搜查令。在屋主怀疑对方警察身份的“真伪”下坚持不让他们入内，双方在门里门外争执。
机警的屋主为防不测，立马通过手机以直播方式对外求助，直播观看人数一度飙升至2万5000多人，显示“剧情”紧张。这是手机的“取证”功能，值得仿效。
尽管警方人员后来出示警察证件，但还是不获屋主信任，毕竟证件造假也是轻而易举。警方此次行动，竟然是著便衣而没有穿上警察军装。在假警，黑警可能冒充警察入屋打劫的恐惧心理下，这个屋主的“小心翼翼”其实乃谨慎之举，当然也是对警察的“信任危机”。
警队是维护社会治安最前线的人员，他们负有保卫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责大任，但他们不获人民充分信任，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试问今天警察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与印象如何，大家心照不宣。
6月2日吉隆坡发生一名炖汤小贩凌晨在往开档地点的路上，也声称遇到警察拦路，因无法向警员出示行管令期间的批准信，结果在百般刁难及勒索下，付出500令吉“喝茶钱”以解危机。此事经媒体广泛报道，国会议员介入，本来真相应很快会得出一个结果，但何以调查进展似乎慢半拍，而且更难以理解的是，涉案警察怎么可以是由其服务的同一个警局去调查，而不是让其他辖区的警察局介入，以避免护短。
自己人调查自己人，不合常理，这也可能是调查迟迟没有“结论”的原因。最终是否会因此不了了之，我们且拭目以待。
警员犯罪案例不低
2019年6月全国警察廉政与标准执行部总监赞里曾披露，在2015-2018年的四年期间我国有逾万名或总警队10%的警察知法犯法，总数达到1万零920人，其中9299人是犯刑事罪，556人犯贪污罪、893人犯毒品罪、及172人犯伊斯兰法律与人幽会罪。这个数字清楚暴露几乎每天有约7名警察犯了法，而没有被发现或有些因为没人报警的又会有多少宗，我们不得而知，但警队不低的犯罪案例，导致无法取信于民，应高度关注。
前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多年前曾就著名旅游论坛《背包客栈》一篇把我国警察形容为“一群穿警服配手枪的黑道，在观光客必经之路收取过路费。”的文章而发表文告嘲讽大马警方真的是“扬名”海外。该台湾旅游论坛形容我国的警察公然向游客索取500令吉，许多网友的留言显然“似曾相识”，包括有说：见怪不怪，我也中过好几次；常常听说有警察要老百姓请他们喝Kopi；基本上马来西亚的警察都是这样等。
这些留言句句是“言过其实”还是“有理有据”？身在马来西亚的我们，大家心中自然会有一把尺。
1970年代早期调查美国纽约市警察部门腐败现象的纳普委员会（Knapp Commission），将出现腐败现象的警察区分成两类，即“主动性地滥用其警察的职权以获取个人利益”的“肉食者”（meat-eaters）和“单纯地接受偶然呈于其前的贿赂”的“草食者”（grass-eaters）。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面对警察，不论是交通违规，面对罪犯向警方求援，还是到警察局报案等。对于新冠疫情肆虐下的商人与老百姓面对警察的情况更是频密。最近的一个例子，听闻令人痛心，7月6日一名30岁的巫裔青年因为怀孕妻子子宫出血要离开“强管令区域”赶去医院，也向警方表明有医生预约，但都不得要领，警方以“非紧急事故”为由还是坚持不同意放行。
最终遗憾的是这名孕妇的胎儿最终胎死腹中，是否因为“延误就医”而致命有待医学调查，目前事主已经报案要求“讨回一个公道”。
须严办违令高官
在人命关天的大事面前，何以警方可以轻易的定调“非紧急事故”？行管令如果真的是“铁板一块”，不能变通，不能逾越，那何以我们的高官不断违令，知法犯法，为何警方却没有对这些人严办，或在政治上要他们付出一定的代价？
人民对政府的不满，不是没有原因的。而警队的声誉与形象，必须靠警队本身来维护，如果我们无法杜绝警队内部存在试图通过“权力”获取个人利益的“肉食者”与“草食者”，要人民建立对警队的信任，无疑是缘木求鱼。
曾任北京英迪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及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南方大学学院国际学生处总监、UCSI大学中国区总监、新纪元大学学院招生处资深主任，大同韩新传播学院文化事业处主任，报社社论主笔、杂志主编，先后旅居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10馀年，现为独大董事及吉隆坡建设大学中国区运营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