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希盟告别“蜜月期”以后，社会开始弥漫著对政局沮丧的态度，普遍认为选举就是在选烂苹果。2020年喜来登政变爆发，议员跳槽日益严重，朝野政党的界线模糊以致支持者迷失方向，弃投风气随之出现。
年初到今日，综合若干民调结果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第一，现状与未来的政治支持不对应（如，首相慕尤丁的支持度跟民众对国家前程的期待成反比）；第二，摇摆在各党中间的民意持续增加；第三，民众厌倦政党对立，更关注社经议题；第四，老牌政治菁英（马哈迪、安华、慕尤丁、阿末扎希等）的威望持续滑落。四个现象足以说明，普遍民意不满于现状却没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各党和候选人能得到多少选票更加难以揣摩。
摇摆的中间选民增加，其前提不外乎疫情起伏好经济低迷，朝野政党的恶性搏斗也是导致民众厌恶政治的直接原因。而抗疫和经济措施也是由执政党所定，若这些措施失败显然是政党的问题，为此，民意对目前政局乃至国家前途不抱期待，朝野政党和政治菁英必须承担最大的责任。
纵然政治再龌龊，“政客”的脸孔多狰狞，我们手中的一票万万不能放弃。笔者认为，选票是宪法赋予所有符合资格的国民决定国家未来的权利，一人一票算不了什么，但是十个人、一百人、一千人、一万人乃至百万人累积起来的选票，集体的力量足够展现大部分国人的政治态度。如，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非马来选民倾向希盟，国阵的马来选票被希盟、伊党瓜分，显然不管什么族群，人们已对纳吉领导的国阵政府失去信心，或许各群体对改变的认知有落差，但“变”是大部分选民的基本态度。
主张政治系统论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的运行如同人体，器官相互依附，血液持续循环，有输入就有输出，而选举就像是静脉的血液流向心脏换成动脉的有氧血，如果缺乏输出或输入，政治系统将面临瘫痪，国家必然陷入危机。
然而有人会认为，为何没有公开选举的中国可以如此强大，富国强兵，社会稳定，民心高涨，可是没有选举的中国没有告诉你们，荣景底下所隐藏的贫富差距，数字背后没有告诉你的赤贫悲歌，而媒体姓党的情况下，人们只能看到政府先给你看到的新闻。
再者，尽管中国没有公开选举，中共各级党干部却深入社会各阶层，这些草根组织承担著传达民意的工作，虽然无法确保所有意见无误地传达到中央，可当权者还是有获得底层意见的管道。
大马不宜仿效中国体制
倾向诸如中国式威权者认为，马来西亚应该仿效中国的政治体制，所谓止乱添益，然而，有此种想法的人一方面说明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一知半解，另一方面是这些人不晓得马来西亚的政治进程已超越中国，我们已领先中国一大步，先不说公平公正与否，我国已具备由全体国民决定国家路途的基本条件。
按照民主化理论中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的说法，一个国家、政权、政党、政治菁英决定走一条路，将会限制接下来所面对的选项和路径，像是野百合运动后的台湾无法返回白色恐怖的两蒋时代，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不能回到赤色帝国的威风，内阁制的马来西亚也不可能走向总统制，更别说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政体。
换一个角度来说，假设公民放弃手中一票，等同于让路给当权者肆无忌惮的恣意妄为，毫无节制地腐败滥权和挥霍国库，简言之，弃投将使糟糕的生活变得更糟糕。
届时，当权者将逐步蚕食公民享有的其他宪赋权利，人们吃的食物、穿的衣服、看的书刊，所有的事情将被当权者界定，所谓民意已毫无意义可言，而当权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人民不愿意投票，不肯表态，我只好出来捡起这个烂摊子，由我来教导人民，拯救国家”，可怕的利维坦就因此出现。
当特定选民踊跃出门投票时，弃投族等于将其个人期待委托在这些人手上，所以，一个选区出现弃投族抗拒的民意代表时，他们将没权利也无法表达不满，只因为当的弃投决定导致要跟参与投票的群体分摊责任。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参与投票，你都要承担后果，如果不想承担对你最坏的后果，那就一起出门投票，展现大多数人的意见，否决不合格的候选人！
弃投，是一种自寻短见的愚蠢想法，有人会认为，不投票也是宪法给予的权利，确实，可是弃投族越多，结果就是让自己承担的风向更大，依政治学教授马克·富兰克林所指般，投票不是个人的理性抉择，而是集体的理性抉择，唯有使群体的力量越大就越有可能产生该群体期待的后果。同时也别奢想一党独大、独裁专制的回头路，要求当权者管束自己的权利，那根本是痴人说梦话的无稽之谈。
视数字和咖啡如生命的怡保人，东吴大学政治系硕士，全球民主化、国会立法、选举策略、投票行为和政党政治为专长，曾参与过2024台湾总统立委选举的研究专案，目前在台湾智库从事教育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