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出现于19世纪初期，真正流行肇始于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在此事件中，一批珍视真理、正义、良知的学者联合起来，对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提出质疑。知识分子的最大价值在于能对权威进行监督，使人不致被权威的各中话语所瞒骗。
在萨伊德（Edward Said）看来，有过流亡经历的知识分子更接近于知识分子的本意，流亡者的心境与复杂的心理感受是知识分子所应有的一种看待事物的角度。知识分子即使不是真正的流亡，也要保有流亡的思维方式。唯有处在边缘，才可以敏锐地看到权力中心所看不到的事务。流亡、飘移不定、局外人成为知识分子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隐喻。知识分子不直接参与到经济过程中，也不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诉求，更没有统一的政治观点。
不一定是书读得多
不过，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指称那些书读多，看得比一般人多的人，书读得多充其量只能是书呆子或学究，因读书太多而变得愚蠢。太多的阅读会使我们的精神失去弹性，也失去直接面对世界独立思考的能力。叔本华是“意志”议题相关的哲学家，30岁时就写出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意志与观念世界》。他反对沉迷于阅读，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人。如果不思考，和经常骑马坐车而步行能力必定减弱的人一样，将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经常读书，有一点空闲就要看书，这种做法比常发呆更容易使精神麻痹，因为发呆时还可以沉湎于自己的思想中。
知识分子遍布各地
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知识分子“处于各阶级之间，但它并不构成一个中间阶级。它当然不是悬在社会利益没有渗透其间的真空之中，相反，它包含了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利益”。所以，我们发现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渗透并分布在各个阶级中，其职业可能是商人、教师、政府公务员、作家、建筑师等等。
“但所有知识分子群体之间都有一个社会学的联结纽带，这就是教育。教育使他们显著地连接在了一起。对共同的教育遗产的分享，会逐渐消除出身、身份、职业和财产上的差别，并在所接受的教育的基础上，把单个的、受过教育的人们结合起来。”
教育是知识分子们共同的联结纽带，也是知识分子最根本的来源。至此，知识分子可说是经过某种知识训练，在教育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对知识和文化的掌握能力，并且能够将之行成自身素养的人。所以，知识分子对不同的思想有更多的包容心，更有能力处理复杂的问题，进而再用这套东西面向公众利益、思考对公众利益重要的问题，然后沿著这样的思考结果做出一些事情。
知识分子不一定总是要站在人民那一边或革命群众那一边对抗有权力的那一方，知识分子并不必要代表老百姓。假如一个知识分子说出的真话、相信的真话、认为的真话，是老百姓不愿听的话、不爱听的话，那又怎么办？
我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代表有权利的那一边，同样也不应该代表群众，他谁都不代表。他说出的话，很有可能任何一边都不讨好，有权利的人不爱听，群众也很讨厌。
说真话不随波逐流
知识分子必须有个心理准备，你说话、谈论一些事、写文章不只会得罪权贵，也还可能会得罪老百姓、得罪大多数人。知识分子必须具备勇气，不只有面对权贵时可能被投入大牢的勇气，也还得有面对老百姓对你吐口水的勇气。这意味著知识分子将会是边缘人，永远置身于任何实体的圈子和思想圈之外，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
不过，说真话并不代表一个人多有道德魄力，这不应该是被过度抬高的行为。说真话不就是日常生活简单的修为之一？只服膺真理，不屈从立场，不轻易下结论，在方方面面保持一种清醒和警觉的视角，这是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