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昔日学生在面子书贴上行动党太平国会议员倪可敏为董总纠纷“追根究底”地归咎于“关中批文”的谈话视频，问我意见，我就从这里说起。
《关中批文》有允许“考其他考试”，没注明可考统考是一个事实；但这问题有许多不同看法。简单讲，有认为除非批文明文注明关中是独中或可考统考，否则不可冒然允许关中考统考，以免恐要付出华教最后堡垒的代价。（我想到在台湾念书那些年，曾有一次与宿舍生活促进会总干事向教官申办舞会。当时台湾学府仍禁办舞会，我们举出许多申办理由使教官有点招架不住，但他最后却举了一个让我们瞠目结舌理由说，万一“共匪”在现场置放炸弹，谁能负责！
我们只能弃械投降。我后来把这种可能风险推到极至的“防卫意识”称为“炸弹理论”，这种“炸弹理论”一出，任谁也招架不住。）
有理由谨慎乐观
另一个观点是，我国华教从来就是在颠簸曲折艰辛的道路上，从来就是在很不友善的单元化教育政策大环境下，绝处求生，夹缝中求发展，从来没有非要等当局“放行”“批准”了才求生求发展的，即便是当年创办统考，也是在法令不明朗的情况下“冒进”的“产物”。只要有机会，就设法发展、突破，从统考到宽中专科班、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韩江学院及宽中分校一、二等，就是华教在夹缝中求存求发展，在凝聚内部力量并审时度势善用外在条件，寻求政商合作的既斗争又妥协的长期努力下，扩大华教版图的成果。
虽然执政集团在505大选前为争取华裔选票而批准关丹中学的创办，这本是华教喜讯，但《关中批文》未注明关中可考统考而惹来“变种独中”和“私立国中”之疵议。目前这个顽冥不灵的种族政治思维的官僚体系，发出一份等同一所新独中的批文，暂时有点“缘木求鱼”“强人所难”。是否可以就先凭政治人物的口头承诺，虽不满意，却可采“边行边争取”的模式先让关中学生考统考以符合彭亨须有一所“独中”的需求，也符合华教发展在长期不友善环境下，有时不得不“冒进”的精神。
我们有理由谨慎乐观，在“308政治海啸”之后，在两线制正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在世界格局上，中国的崛起、世界教育发展的更趋开放，我国教育政策也不得不因应这全新格局和未来发展趋势做调整；种族思维单元教育政策固然仍存在于相当多马来精英中，但真要因此对付董总或统考，看来不太可能。就算有一天要借口对付，以我们看到当下董总纷争，各造人马串连聚集之迅速，文斗武攻之勇猛，大家为“华教正义”，不怕打破头、不怕撕破脸的情况看，我们真的不必过度杯弓蛇影地担心“关中批文”是当局“别有居心”的“阴谋”，如果有一天，当局真敢因此对付董总或统考，只要挥动这“华教正义”的大纛，谁敢撄其锋？
更重要的一点是，董总今天的纷争，是因为关中和教育大蓝图引起的吗？还是其中一方试图转移焦点？某些行动党人瞎扯淡，隐约牵扯到九十年代初柯嘉逊与行动党林吉祥的恩怨，或更早的八十年代初董总“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策略所造成的矛盾，或想在政治利益上再揩一次马华的油，就不得而知了。
我觉得董总是次的纷争演进到肉搏割喉战的程度，其矛盾是从2006年及2008年先后不续聘莫泰熙及柯嘉逊开始，这八、九年的纠纷、恶斗、诉讼，使到许多董总、新纪元学院干练的领导班子、人才相继流离。无数华教工作者陷入是否要选边站的尴尬与困顿，使董总组织属下原本活跃的独中工委会、学务委员会、师资局、课程局等业务陷入停摆与空转。这是华教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才流失、人力虚耗与组织功能的失焦，也敲响了华教运动礼崩乐坏的警钟。
领导人做最坏示范
若以近期两派恶斗风波，已延烧数月，这期间，主席不按规章召开特大、互聘保安人员闹场、抢夺文件、报警、报反贪会等，把华教最高组织内部矛盾事件诉诸原本长期监控“华教运动”的这些“体制权力”机构，这等于当年马华党争到难分难解时，须由巫统的署理主席嘉化峇峇来当代总会长一样走板荒诞。再者，双方恶言粗暴行举，频频曝光于媒体，华教最高领导人，却给孩子们做了最坏的示范；对我国的华教运动造成极大伤害。
当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是站在“华教正义”的一方时，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不会错的一方”时，当每个人都准备“替天行道”时，“和解”已变成不可能。关中批文和教育大蓝图是后来的事，充其量是彼此有不同看法，谁也不应说自己抓到了“绝对不会错”的原则。
一个团体有不同背景不同观点本不足为奇，叶邹领导轴心已出现内外严重分歧，以致业务无法顺畅运作，除解散重选以重新寻求委托外，实无他途。“民主”的出发点就是承认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要用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争议双方务必尊重民主精神，接受重选之结果，一劳永逸解决董总现有僵局，以免对华社造成更大的分裂，对华教造成更大的伤害。
未来的董总仍应是华社的公器，仍应是华教的最高领导，但更应完善体制的民主化程序和精神，在内必须包容华教人士、群体的多元观点，在外必须体现华教代表“最大公约数”的立场。
东周礼崩乐坏后竟由暴秦来收拾残局；而华教运动礼崩乐坏的结果将会如何，吾不欲观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