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名称看似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只是人们印在名片或招牌上的一行字，经年累月下来的历史点滴，其实也蕴含在这短短的一行字里，更是人们了解当地社区历史的历史文物之一。
更换路名在我国不算罕见，除了创国初期的‘去殖民化’与系统化重整地方秩序，纪念伟大人物或事件为另一原因；惟贸贸然更换路名，没有给予足够的宣传与缓冲期，只会引起民间剧烈反弹，也是最近‘吉隆坡8条道路更名事件’引起热议的原因。
吉隆坡市政局于上月25日忽然发文告宣布，以历任国家元首的名字重新命名隆市8条道路，引起民间激烈反弹，反对理由从宏观的抹杀历史与驾驶不便，到新名称太长难以称呼等，惟联邦直辖区部长拿督斯里东姑安南依旧坚持己见，新路牌也在26日火速换上。
回溯过去历史，其实更换路名的例子很多，引起争议以致收回的例子也不少，其中能否让人民接受的最主要原因，不外乎是否“合情合理”与给予足够的缓冲时间。
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指出，吉隆坡市政局这次“连夜改名”的举动并不可取，仓促推行的措施不但引起人民反弹，更对统治者形成不必要的麻烦。
应暂缓改名措施
“我认为，联邦直辖区部与市政局应该暂缓‘改名措施’并从长计议，因为人民并非反对以国家统治者命名道路，而是缓冲期限太短，也没有事前咨询人民，才会心生反弹。”
他表示，早期的马路命名方式并没有硬性规范，大多由中央政府、各州或地方政府依据自己的权限自行命名，发展商进行新住宅区或商业区计划时，则提供路名供有关当局审核。
他解释，路名的最原始功能就是“指示明确方向”，例如当人们提起怡保路、茨厂街或苏丹街时，人们脑海里都会浮现同一条路段，而不会混淆。
“不过马路命名过程很多时候已经超越指引方向的功能，更涵盖了地理历史功能；好比隆市的‘八打灵路’（Jalan Petaling），华裔都理解为茨厂街，因为当时有一间木薯厂、‘戏院路’（Jalan Panggong）的确有戏院、‘警察局路’（Jalan Balai Polis）的确有警察局，这些把方向和历史结合的路段，更容易让人认同。”
他强调，除了指引方向与结合地缘历史，原始路名更能看出一个社区的原始风貌，多年来的发展过程等，可说是各地区的历史见证。
“让我们以华人新村为例子，1948年马来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英政府宣布推行新村计划，把空地或橡胶园改建成社区，集中管理华人；在马路命名上，新村里居中的大路就叫‘Jalan Tengah’（登亚路）、衔接大路的左右两端马路，则分别命名为‘Jalan Timur’（东路）与‘Jalan Barat’（西路）。”
他补充，若新村里有一个巴刹，其路段就叫“巴刹路”、新村里有小型工厂，其路段就叫“工厂路”；这些路名见证了当初新村的社区原貌，如何随著经济发展而变化或变得更丰富，这些都是可以让后人了解先贤生活环境的证据。
更换若没意义 人民照用旧路名
文字工作者谢志明认为，更改路名必须拥有充分的理由，否则很难取得人民的认同，否则即使更换马路名称，人民却改不了口，照样使用旧路名。
“国家独立后的霹雳州怡保市内有许多英式路牌，包括休罗街（Hugh Low Street）、波士打路（Brewster Road）、麦士威路（Maxwell Road），独立后则更换至马来统治者的路名，但是老一辈的居民，至今还是习惯使用旧路名。”
他坦言，至今还有人习惯写信函地址时，在新路名后附上旧路名，以方便邮差或收件人查证，证明当地人对旧路名依旧保有的独特情意结。
“早期的道路命名方式简单，从怡保到金宝的路就叫金宝路、从怡保到江沙的路就叫江沙路；纪念霹雳州第一任参政司的毕治纪念碑两旁，以前的旧路名为‘市集路’（Market Road）和‘火车站路’（Station Road），就是因为有巴刹和火车站，简洁易懂。”
或摆脱殖民历史
他坦言，相比起香港或澳门依旧使用英殖民路名，我国政府可能希望借助更换路名方式摆脱过去的殖民历史，惟如果更换后没有实质意义，只怕人民还是照样使用旧名称。
“吉隆坡的怡保路或大使路，没有浓厚的英殖民色彩；若以华裔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很少以尚在世的人物命名道路，因此我对更换隆市道路的必要性存疑。”
陈亚才：政府或3原因取代
陈亚才指出，政府更改路名不外乎3个原因，包括创国初期的去殖民化、纪念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或事件，或方便辨认方向，但是这些更改都需要时间缓冲，更不是每个新路名都能取代旧路名。
“所谓的‘去殖民化’是政府为摆脱英殖民时期的过去与记忆，因此从更改路名著手；老吉隆坡人耳熟能详的谐街，是英国政府命名的“High Street”粤语式音译，政府在独立后决定改为城市路（Jalan Bandar），就是去殖民化的努力之一。”
他以隆市州立华小前的道路为另一个例子，原本以英国官员命名的大卫申路（Jalan Davidson），在独立后也改为汉遮柏路（Jalan Hang Jebat）。
“第二种是纪念伟大人物与事件而更改路名，这也可以用谐街为例子，1988年开国元勋敦李孝式离世，政府为纪念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决定把城市路改为敦李孝式路；但是你可以注意到，许多老吉隆坡人依旧习惯称呼该路段为谐街，就是因为多年来的惯性与历史连结。”他重申，为表扬人物或事件而更换路名较少见，大多适逢特殊纪念日或有功人士去世才会发生。
“第三种是为了迎合现代化发展与方便辨认方向，在1950年代被宪报颁布为吉隆坡第一个卫星市的八打灵再也，许多道路名字在1970年代被更改，许多路段也以‘字母加数字’的方式命名，方向与道路顺序也变得更明确。”
他解释，当我们看到JalanSS1/2时，我们可以猜到下一个路口应该是JalanSS1/3，这让外人更容易辨别方向与马路连接的顺序，而雪州莎阿南与梳邦等建于1970年代后的住宅区，布城与赛城等新地段都是以字母加数字的方式命名。
改名2大忌 越简短越好
陈亚才认为，更改路名有两个大忌，即新路名必须拥有象征意义与实质意义，新路名也必须越简短越好，否则太绕口的名字只会让人民自动省略，也浪费了更换新名字的努力。
“以雪州梳邦机场为例，其实其官方名称为苏丹阿都阿兹沙（Sultan Abdul AzizShah）机场，但是很少人会如此称呼，因为无论从任何语言来读，实在太长太绕口了；这与南北大道横跨霹雳河的高架天桥，原名为苏丹阿兹兰沙（Sultan Azlan Shah）桥的问题一样。”
他补充，各州中央医院时常以国家元首后命名，并把名字挂在医院大门招牌，惟人民还是惯称“XX州中央医院”，也让改名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落实前须慎重命名
“以国家元首名字作为吉隆坡历史悠久的马路路名，也没有显著意义；我建议联邦直辖区部优先考虑布城或赛城，因为布城代表我国联邦行政中心，国家元首也是国家君主立宪体制的一环，两者比较切合，也具有一定的实质与象征意义。”
他认为，既然统治者已经声明并未主动提出更换路名要求，主动提出此建议的联邦直辖区部应该暂时恢复原本的路名，从长计议；若真的要落实，最好先把旧路名放在新路牌的下方，方便民众辨认。
“如今的局面变得越来越尴尬，原本政府为带出正面效应的举动，却引起负面反弹，适得其反，即使当事人没有此意愿，民众也误认最高统治者好大喜功；因此我希望政府可以从长计议，落实的过程也必须有正式且慎重的命名或插牌仪式，也比较尊重最高统治者。”
提起阿罗街 想到美食
吉隆坡市政局在2008年也曾决定把美食天堂阿罗街（Jalan Alor）更名为克佐拉路（Jalan Kejora），当时市长以阿罗街名字过于通俗，因此以“金星”（Kejora）命名，却同样掀起反对的千层浪。
陈亚才强调，路名对当地人而言，是有感情与象征性的代号，当人们提起阿罗街，就知道是国际著名的美食天堂与游客集中地，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要让人民认同与变成习惯用语的路名，需要一定时间的酝酿，因此最终吉隆坡市长也收回成命。
“如果政府更换花园或车流量较低的路段，受影响的人数较少，影响也不会太大，但是看回这次名字被更换的路段，怡保路以前是隆市前往霹雳州怡保的衔接道路，因此得名，目前依旧是全国使用率最高的路段之一，许多外州人民‘下坡’也会使用该路段，几乎是隆市的心脏地带，因此引起巨大的反弹。”
针对这次市政局更改隆市8条主要道路名称，以向历任国家元首表达敬意，所引起的巨大反弹，陈亚才坦言市政局的确操之过急。“很遗憾的，这次市政局把高效率用错地方，更改路名不需要一夜之间的急迫性改变，难道不可以在下星期甚至下两个月才推行吗？更改路名需要酝酿期，要有向人民宣传的过程，包括讲解更换新路名的意义与原因、人物资历与贡献等，毕竟再怎么出名的人，都会有人不认识。”
他坦言，加上如今已经接近年杪，许多人为新一年准备的日历、公司信封与信纸、名片与招牌等，如今又得重新再定做，无故多出的成本肯定让人不满。
“市政局应该提供缓冲期，例如告诉大家政府有意愿更换新路名，给予民众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事件准备，直到明年的1月1日才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