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落幕不久的森州选举，原以为一场号称“还政于民”的选战会为纷扰多时的政治乱局拉下帷幕，未料选后的人事安排却成了新一轮争议的开端。除了选后各阵营的权力分配，最基层的村长也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事缘马口一个逾九成居民为华裔的马身新村，出现了一名非华裔村长的委任安排。虽然事件在马华介入协调后，将华裔人选调回马身新村、改由非华裔人选掌管毗邻的斯里马身新村，平息了眼前的行政争议，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随之而来的责任归属讨论，演变成了马华与行动党两大华基阵营之间的互相指责。
作为一名中学历史老师，我的课纲里有一门核心内容，就是向中学生讲授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与运作。在课堂上，我通常用最基本的概念向学生解释：民主制度的核心就是一人一票，投选出掌握公共行政权力的领袖。
然而，每次讲到代议制，我总会面对学生一个很直接的提问：既然国会议员、州议员是人民选出来的，那为什么每天负责清理垃圾、修补道路等的市长、市议员，甚至是管理新村日常事务的村长，却不是由人民投票选出的？
面对这个问题，事实正是如此。这反映了马来西亚民主体制在现实运作中的缺口：我们拥有常规的国会与州议会选举，却缺失了直接关乎居民日常生活事务的“第三级政府”（地方政府）民选机制。
所谓地方选举（Local Government Elections），是指由地方社区的合格居民，以选票决定谁来出任市长、市议员与新村村长。在健全的现代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是直接处理基层民生事务的行政层级，涵盖排水系统维护、路灯修缮、垃圾清理、小贩执照审批、土地规划乃至社区治安。当地方官员由民选产生时，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施政表现不佳便会在下届选举中被替换；反之，在我国目前的非民选委任制下，地方公职容易“沦为”各政党论功行赏的资源分配工具。
很多年轻一代常以为马来西亚一直以来都没有地方选举，但回顾历史，事实并非如此。马来亚的选举制度正是从地方选举起步的。早在马来半岛独立前的1951年，英殖民政府便在槟城乔治市举行了全马首场市政局选举；1952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更是巫统与马华首次结盟并取得胜利的历史起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马来半岛拥有数百个民选的地方议会与新村委员会，部分在野党也曾通过基层选举在多个城镇执政，参与地方治理。
然而，这套制度后来因历史原因中止。1965年，因应印尼发起的“印马对抗”，联邦政府以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为由，暂时停止了地方选举。但在外患平息、紧急状态解除后，地方选举并没有恢复。1969年513事件后，联邦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并在1976年正式通过《地方政府法令》（Act 171），从法律上取消了地方议会选举，全面改由各州政府委任地方官员与议员。从政治现实来看，执政当局当时普遍担忧若开放地方直选，非马来人与在野阵营将长期掌控主要城镇政权，因而选择终止这项制度。
时至今日，民间虽然持续出现恢复地方选举的呼声，但在现实中推行依然困难重重，主要阻力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政治层面的族群叙事。部分保守势力常将地方选举定性为“非马来人将掌控城市、边缘化马来人”的议题，导致原本属于公共治理范畴的讨论被族群化。
第二，政党内部的利益考量。全马数以千计的市议员、村长与乡村发展委员会职位，向来是各大政党安抚党内基层、分配政治资源的重要管道。一旦改为公开选举，政党便失去了这一分配权。
第三，行政与财政顾虑。官方通常以“选举开销庞大”、“行政程序复杂”以及“涉及各州法律权限”为理由，搁置恢复选举的提议。
缺乏民意授权
回到森州马身新村的风波。无论各政党如何针对个别人选的调动进行辩解或抨击，从制度角度来看，各党争论的核心并不是村民的实际意愿，而是在既有委任框架下的名额争夺和政治话语权。
当一个村长的人选、去留乃至族群考量完全由政党协商与州政府指令决定时，基层领袖的问责对像往往首先是做出委任的政党，而不是当地居民。缺乏民意授权的基层领袖，往往容易在政党利益与社区利益冲突时陷入被动。
作为一名历史老师，我常向学生强调，民主不仅是每隔五年在国州选票上做选择。没有基层问责机制的地方治理，体制就难以称得上健全。马身新村的争议反映的不仅是一起人事纠纷，更是对当前体制的提醒：如果我们无法用选票决定管理自身社区事务的代表，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依然存在著明显的不足。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