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开彩次数从22次降至8次。
这组数字本身，已经划出两个不同的执政时期，也成为近日“反赌博”政治攻防中最值得追问的事实。
事实可以浓缩成三句话：
2018年希盟执政后，特别开彩次数从22次降至8次。
2020年国盟上台后，特别开彩恢复至22次，伊斯兰党指是时任财政部长扎富睿批准的决定。
2022年安华执政后，特别开彩再次从22次降至8次。
数字会说话，但数字背后的政治责任，更值得讨论。
争议的焦点
伊党方面的说法是，该党国会议员当年曾在国会反对增加特别开彩，因此相关决定应该由时任财政部长扎富睿负责，而不能归咎于伊党。
这样的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依据。
但若从执政责任来看，仍然留下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伊党当时是国盟政府的一员。既然身处执政联盟，并拥有内阁部长席位，政治责任就不能简单切割成“这是财长批准的，所以与我们无关”。
即使该决策由财政部主导，内阁集体负责制的基本精神是：执政党不能只享受政策成果，却在争议发生后将全部责任切割给其中一名部长。
当然，究竟特别开彩的批准是否必须经过内阁，以及当年的具体行政程序为何，仍应以正式文件和官方资料为准。
但从政治责任而言，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是：如果伊党认为增加特别开彩是一项无法接受的政策，那么其在国盟政府内究竟采取了什么实际行动？
是曾在内阁正式提出反对？是要求改变政策？还是最终选择了接受并留在政府？这些问题，比一句“我们反对”更值得公众知道。
因为政治责任不能只看一个政党说过什么，也要看它在拥有权力的时候做过什么。
沙努西的争议
吉打州务大臣沙努西日前以“赌业老板”等措辞批评博彩利益，被外界解读为影射安华。
随后他又澄清，自己针对的是赌业老板，而不是安华。
无论他是否意有所指，又或者事后调整了表述方向，这场争议最终还是绕不开一个更实际的问题：22次与8次。
如果22次发生在国盟执政时期，而如今已经降至8次，那么批评者若要以特别开彩问题攻击安华，就必须先回答：为什么自己执政时是22次，如今却要批评将次数降下来的人？
这并不是说“8次就是正确答案”，也不是说减少特别开彩就等于解决了赌博问题。
而是说，政治批评必须经得起时间与数字的检验。
如果一个政党在野时强调反赌博，执政时却面对22次特别开彩的事实，那么它就有必要向选民解释：当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数字之外的责任
特别开彩的争议，其实不只是赌博问题。
它更考验一个政党如何面对自己的执政记录。
在野时，可以要求政府减少开彩、加强管制；一旦成为政府，就必须面对财政、行政、法律及现实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
因此，真正成熟的政治，不应该只是问：“谁比较反赌博？”
而应该问：“谁在拥有行政权力的时候，作出了什么决定？”
22次与8次，并不能自动证明所有政策对错；但它至少提供了一条可以检验政治言论的客观线索。
如果伊党当年确实在内阁中反对增加特别开彩，就应该把反对的过程、立场与相关记录说清楚；如果最终政策仍然通过，也应该说明为什么。
因为政治责任不是一句“我反对”就可以结束的。
同样，安华政府今天将特别开彩从22次降至8次，也不能因此免于继续接受公众监督。8次为什么仍然存在、批准依据是什么、未来是否继续减少，同样值得政府交代。
反赌博政治攻防
一场“反赌博”的政治攻防，最后还是应该回到事实。
22次与8次，不应该只是政客互相攻击的数字，而应该成为检验执政责任的数字。
伊党可以强调自己反对赌博，安华政府也可以强调自己已经减少特别开彩。
但对选民而言，真正重要的始终是：谁掌握权力时做了什么，谁就必须为自己的执政记录负责。
政治责任，可以分担，却不能任意切割，甩锅时任部长。
因为在民主政治里，享受过执政的权力，也就必须承担“执政过”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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