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空气污染指数（API）开始升高，每天检查手机上的空气质量地图已变成大家的日常。家长不免提醒孩子减少户外活动，学校取消户外课程，社交媒体上也开始流传各种防护建议。相信大家都期盼雨的到来，让空气恢复清新。
这样的剧本，我们已经看了太多年。1997至1998年、2005年、2013年、2015年、2019年，再到近年的烟霾事件，严重程度虽然不同，但问题却不断重演。2015年的烟霾甚至导致全国近7000所学校关闭。到了今年，多个地区的API又再次进入不健康水平。为什么经历了近30年的烟霾，我们还是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被动应付？
每逢烟霾来临，我们很容易把焦点放在“印尼烧芭”四个字上。这并不是完全错误。卫星监测确实经常发现苏门答腊及加里曼丹的大量热点，季候风也会把烟霾带到马来西亚。可是，如果我们的理解只停留在这里，问题就很容易变成一句“那是邻国的问题”，然后我们除了等待风向改变，似乎什么也做不了。
事实上，烟霾是一个跨境环境问题。土地开发、农业焚烧、泥炭地退化、干旱天气以及季候风等因素叠加，才形成我们所看到的严重烟霾。尤其在干旱时期，泥炭地火灾可以在地下持续阴燃，产生大量细颗粒污染物，再随著大气环流长距离传播。不过，在这里必须分清楚的是，印尼境内的土地和火灾，我国政府确实不能直接管。
我们不能要求大马政府去管理苏门答腊的一条排水沟，也不能派执法人员到加里曼丹检查一块外国土地有没有烧芭。涉及外国领土的执法，本身就涉及主权和外交问题；即使要追究责任，如何证明某一块海外土地的火灾与我国的空气污染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事情。但这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首先，我们必须把自己能够控制的部分做好。大马本身也存在农业焚烧、泥炭地火灾以及其他本地污染源。烟霾来自邻国，不应该成为我们忽略国内污染源的理由。地方和州政府仍然需要做好热点监测、露天焚烧执法，以及高风险地区的防火和应急准备。
第二，是企业责任。如果一家在大马注册、上市或受到我国监管的企业，同时在邻国拥有种植园、土地资产或相关供应链，我们未必能够跨境执法，但可以要求企业对自己的海外经营活动承担更高程度的透明度和治理责任。例如，企业是否清楚披露海外土地资产？有没有明确的零焚烧政策？有没有独立的合规审计？有没有足够的卫星监测和内部监督机制？
这和“马来西亚去管印尼的土地”是两回事。前者是在管理我们有能力监管的企业，后者则是试图管理别人的国土。把两者混在一起，只会让讨论陷入主权争议。真正困难的，其实是区域层面的问责。
东盟早已有《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也有火点监测、气象资料交换以及紧急援助机制。问题是，区域合作不能永远停留在“哪里著火了”“烟往哪里飘”的层次。如果我们已经知道热点在哪里，也知道气象条件如何影响烟霾传播，下一步就应该思考如何进一步提高土地、企业和合规资料的透明度，让各国在发生严重烟霾时，不只是交换数据，也能够更准确地厘清责任。
当然，在制度改变之前，人民还是必须保护自己。烟霾期间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高风险人士更加注意健康状况，必要时使用合适的颗粒物防护口罩，以及改善室内空气质量，都是实际可行的做法。只是，我们不能因为已经学会在烟霾天戴N95口罩，就以为我们已经学会治理烟霾。毕竟，我们已经知道烟霾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也知道它大概从哪里来、在什么天气下会恶化，以及哪些人最容易受到影响。我们缺的，是如何把这些知识变成更好的预防、监管、企业透明度和区域合作。
下一次烟霾来临时，我们当然还是会打开手机看API。但比起问今天的API是多少，我们或许更应该问：经过这么多年，我们有没有比上一场烟霾之前，少一点需要应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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