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部长拿督法米表示，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山苏阿兹里与公共服务局总监丹斯里旺阿末达兰，将研究公共部门推行居家办公的建议。
居家办公当然不是新鲜事。疫情期间，全世界都在试验这种工作模式。减少通勤、节省时间、提高弹性，这些优点说起来都很动听。许多跨国公司也确实在疫情后保留了混合办公制度，看起来既进步又人性化。
问题是，企业是企业，政府是政府。
企业效率低，客户可以换一家公司；政府效率低，民众只能继续排队。
想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情景。有人请了半天假，到政府部门处理一份文件。到了柜台，工作人员说，负责审批的官员今天居家办公，文件要等线上确认。系统刚好慢一点，讯息再多转两层，最后得到一句话：下周再来。
这一刻，所谓的"现代办公模式"，在民众眼中可能只剩下四个字：不敢恭维。
更现实的问题是，很多公共服务本来就已经不算快。审批流程层层签字，文件在不同部门之间来回流转。若再加上一部分人员远端办公，沟通成本会不会更高？责任会不会更难界定？这些都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日常行政的现实。
有人会说，现在是数码时代，很多事情可以线上处理。说得没错。前提是系统要成熟，流程要简化，责任要清晰。如果这些基础条件还没完全建立，办公地点换了，但流程没变，效率自然也不会凭空提高。
再说落差感。
许多行业根本没有居家办公的条件。制造业工人、餐饮业员工、司机、医生、护士、警察，他们每天还是要出门上班。如果公务员系统大规模居家办公，在社会观感上难免产生落差。
有人每天塞车两小时上班，有人打开电脑就算到岗。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变成另一种形式的"不对等福利"。
当然，问题不在于居家办公本身。世界许多国家的公共部门也在探索弹性办公制度。有些地方甚至因为数码化成熟，效率反而更高。
关键在于顺序。是先把系统做好，再讨论居家办公；还是先宣布居家办公，再慢慢想办法配合系统？
两种路径，看起来差不多，结果却可能完全不同。
更何况，政府工作的本质不是完成KPI，而是提供公共服务。企业可以追求效率最大化，政府必须确保服务稳定。柜台必须有人，文件必须有人签，投诉必须有人回应。
行政体系一旦运作不顺，最后承担成本的是民众。
有人说，居家办公能减少通勤、节省燃油，甚至缓解交通压力。这些目标当然合理。问题是，如果政策的结果只是少了一点车流，却多了几趟"下周再来"的往返，那节省下来的时间恐怕很快又被耗掉。
改变办公地点很容易，提升行政效率却很困难。前者是一纸通告，后者却需要系统、流程、文化与责任一起调整。
否则，最先进的政策，也可能变成最难受的体验。
说白了，民众未必关心公务员在哪里办公。大家真正关心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情有没有更快办好。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再现代的管理概念，在老百姓眼中，恐怕都会变成一句很直白的评价：忙了一圈，最后还是办了个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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